一個精英的誕生,家庭因素有多大?

問題描述:現在的寒門,還能出貴子嗎?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到處要花錢,而家境不好的孩子,沒有這份背景和資本,他們還能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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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陶乎:

看了一些答案,實在受不了,正好最近在研究理性的無知,所謂理性的無知,是指一個人自信的斷言其並不知曉的東西為真的一種傾向。這個題正好為我提供了典型的樣本,在這里我不想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因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精英的評判及判斷標准,雖然百科裡面有三個基本解釋:1.卓越人才。2.多泛指一項或多項領域中的優秀人才或領導者。3.各行各業中的傑出人才。那麼,從以上的解釋中我得不出用來精確判定精英定義的指標或標准。對於精英的定義,想來還是要去再理解。在我有限的知識理解中,這個概念就跟「優秀,優質,成功」等詞語一樣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定義。所以我覺得這個話題其實也是沒有很大意義的一個話題,至於之類的什麼寒門貴子或寒門再難出貴子等論調我想都是缺乏社會大樣本調查的,都是缺乏數據支撐的。
那麼,我想說的是,對於題主或者對社會變遷迷惘的關注到這個問題的您們,不要再糾結這些了,也不要糾結高票答主們的觀念是否,我想說,對於我們個體而言,人類的文明都載在浩浩蕩蕩的書籍上面,有時間多看看書,家庭因素也許很重要,但是,通過後天的學習思考,建立自身的評判標准,外在社會的標准也許重要,但人生怎麼過,人生的定義其實只在於你自己。


匿名用戶:
不邀自來的原因是
晚上吃多了,一路走回來還沒消完食。

其實,這么嚴肅的話題本來就不太適合我來答,尤其最近在Aorqu的一些體驗。
讓我第一次感覺到了不同的成長環境,個人經歷對於一個人看待事物的觀點有多大的影響,就更不想涉及這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

@肥肥貓@毒舌婊 說的都很對,對當前社會架構的解析也很透徹,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社會現狀呀!誰都沒法否認呀!

一個長輩就和我說過,這個社會是平等的嗎?有人說不平等,你看看那些咬著金湯匙出生的人,起點就是高啊!
可你要知道,他們的高起點來自於上一代或者幾代人的努力構建,甚至犧牲。

再舉個栗子,在美劇《暴君》第一季中,這姑娘嫁給了阿布丁王子,可卻在新婚之夜被自己的國王公公強奸了,後來還被殺了親爹。
但她選擇繼續留在宮中。你要問了,why?

哪怕是復仇的方式都如此諷刺,就是要留在這座高牆下,為了這個孩子。

回到題目,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到處要花錢,而家境不好的孩子,沒有這份背景和資本,他們還能成功嗎?

可我想反過來從另一個角度來試著說一說。

我們都不是孩子了,我們已經,或者很快也都將,為人父母。

那我們應該為下一代的成功做什麼?

我是大四自學傳播理論的時候接觸到精英主義和反精英主義這兩個定義的。

精英主義是從現實主義出發來理解和闡釋政治與社會的結構及其發展的一種理論。

精英主義認為一些特定階級的成員,或是特定人群,由於其在心智、社會地位或是財政資源上的優勢,應當被視為精英。

這些精英的觀點應當被更加重視;這些精英的觀點及行為更可能對社會有建設性作用;或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們尤其適合於治理。

我們這代人從小的價值灌輸其實很多都是被設定為,奮力奔向精英模式

別人家的孩子就是成長道路上離你最近,也最為典型的精英。

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嫁個好老公,都是進入高階社會的有效實現路徑。

也只有成為精英才能更順利地搶占更多有利資源,過上更好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獲得人生的主動權。

而到最近,在和幾個朋友聊天的時候發現,我們中的很多同齡人父母已經開始有了新的想法。
那就是,我們不想培養所謂的精英。
在孩子成長道路上我們所能做或者所需要做的不再是用資金和背景給他們創造成為精英的環境,
而是「給他們選擇」。

給他們選擇的第一步
在其未成年時期,
幫助其認識、發現、肯定自我,塑造獨立健全的人格,構建看待事物、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強化學習、分析、處理等基本技巧。

而成人之後,
他們在這個社會上的存在形式,則可根據以上,由其進行自我選擇。
是去陸家嘴笑看風雲,還是在菜市場賣豬肉,都隨其意願。

給他們選擇的第二步
就是在其作出選擇後,給予無條件的支持。
不管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
依家庭能力而定,能到哪裡到哪裡。

而延展到整個社會,
如果以家庭為單位的每個單元都能達到以上的狀態,
那麼金錢和背景的作用就在社會運作中被大大弱化了。
出生於高階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之間,在同一選擇下的差距也大為縮小。
因為,選擇項得到細分,選擇自由度得到拓寬,資源利用率也就隨之提高,個人的意志力和能力則佔據更為主導的地位。

第一,整體與局部相互依賴 ,互為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整體由局部組成,離開了局部,整體就不能存在。
第二,整體對局部起支配、統率、決定作用,協調各局部向著統一的方向發展。
第三,局部的變化也會影響到整體的變化。
這要求我們:一,在觀察和處理問題時候要著眼於立足於整體,追求系統整體的最佳效應,防止和反對以局部利益來損害整體利益的現象;二,要重視和充分發揮局部的積極作用,注意各個局部的特點和要求。

咦,這是什麼鬼,亂入了。

一個社會理想狀態的運作依賴於每個個體價值的最大限度發揮和每一項社會資源的有效合理分配。

每一項可提供的崗位都需要有人去承擔,社會發展的每一個局部功能都有待人去發展和優化。除夕夜的馬路要有人掃,公共廁所的衛生紙要有人換。

如果所有局部都作為變量在變化的時候,每一個局部又都能以整體利益為前提,保持穩步均衡的節奏配合著運作,一切都將事半功倍。

也正是一些精英主義所不齒的大眾工作,正是這些看似微弱的局部,才是一個社會文明整體進步的最微觀體現。

所以,我們的下一代做什麼不重要,
有何種能力,就履行何種義務;
重要的是他們能為自己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並有持之以恆的定力和鐵馬冰河的決心,
能成為一個完美契合的局部去為這個社會整體貢獻價值。

理想國是這樣的,
由我們這代人開始,
不再是築牆,保衛精英的既得利益,
而是拆牆,給予大眾平等共享的機會發展,
構建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一個即使出生於普通家庭的人也能從中受益的社會,讓寒門也能出貴子。

都在亂七八糟地說什麼呢,匿了。


偽磚家:

我想反過來說這個問題,因為我是從農村一步一步走到上海,再進入頂級金融圈。對這個問題太有感觸了。我總結下來,影響主要有四點:財富、教育、思維、社會身份。

財富生產和分配的不平等產生了貧富、尊卑、貴賤。在封建社會甚至建立了嚴格的世襲制度延續家族財富,如今雖無明確世襲制度,但通過財富、教育、思維、社會身份的方式貧窮依然是人類第一大遺傳疾病

1,財富遺傳

財富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差距,錢不是一切,更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商業社會70%的東西都已被金錢化,錢財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財富遺傳直接決定了人生的起跑線。富二代、官二代不必多說,在大城市父母能留一套房,就夠外來人員奮斗10年—20年,可能更多的人壓根都留不下來,被逼回了老家。

建立在財富基礎之上的教育、思維、社會身份又將差距進一步深化,把貧富鴻溝進一步拉大。過年期間上海女孩剛見了一眼江西農村年夜飯掉頭就跑,狠狠扇了走在跨越貧富差距路上的人幾個響亮耳光。單純說個人條件,小伙從農村奮斗到上海,帥氣有涵養,而女生則是上海中下層醜女,顯然小伙比女生優秀的多。但加上地域差距,社會身份,父輩財富,小伙反到像倒插門。貧窮的遺傳使得小伙還需要奮斗10年才能和逃跑的上海底層醜女站在同一起跑線。個人從來不是獨立存在,而是深度結合家庭資源,社會身份共同立身世界。這是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的現實,每個往上爬的人都要跨越上一代人積累的種種資源優勢和社會壁壘,無力也無奈

2,思維遺傳

思維是長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訓練形成的行為習慣。財富越多從事的行業越高級,對思維的訓練越復雜深入,反之越貧窮思維越樸素原始。思維會通過言傳身教深深的傳給下一代,甚至包括審美,穿衣,吃飯姿勢等生活細節。這些往往能跟隨一輩子。典型的待富者思維最容易遺傳,待富者思維說到底是待富者樸素的情緒,在殘酷現實下的求生本能,下一代面對現實時最容易沿襲上一代的生活經驗,順理成章遺傳待富者思維待富者思維一旦形成,連人生最後的逆轉希望也沒了

3,教育遺傳

據偽磚家觀察,一線城市一個孩子的教育投入平均50萬—100萬,而農村一個孩子的教育投入平均不足10萬,5—10倍的教育投入差距,使得人的綜合貭素,人生起點可能同樣相差5—10倍。從宏觀數據看,城市大學部升學率與農村大學部升學率相差5—10倍也印證了這一殘酷現實。教育是社會最大的上升通道,教育提供的知識,同學資源,工作機會都是人生難得的升遷資源。但由財富基礎決定的教育投入差距,反而更放大了人生上升差距,使得貧窮遺傳越來越嚴重

4,社會身份遺傳

社會身份是整個社會對各個階層的認知,一說農民,大家心裡馬上就展現出一副圖景,一說企業家,同樣也有一副圖景。社會身份代表了所處的階層,階層代表了佔有的社會資源和上升的難度。甚至從宏觀上說,階層直接決定了你上升的概率。貧窮的人往往都在社會底層,貧窮遺傳的社會身份足夠壓的你10年喘不過氣來。更要命的是社會身份遺傳最直接,同時也最難改變。你不光要改變自己的階層還要改變家庭所處的階層。一個人跨越階層已經相當於攀登珠峰,再改變家庭的階層簡直無法想像。

一個人的能力和貭素與接受的教育,培養的思維密切相關,一個人的機會與社會階層,財富數量同樣直接相關。如果一個人沒有過人的能力和天賦,很難跨越重重阻隔,實現人生逆轉。大部分人都在無意識的隨波逐流,在不知不覺中被財富、教育、思維、社會身份擋住了去路,稀里糊塗遺傳了父輩的貧窮

這些還只是家庭資源遺傳所衍生的一系列影響,再加上地域差距,經濟發展方式,收入分配機制的影響,貧窮遺傳更殘酷。反過來如果想超越貧窮的遺傳,必須要深刻理解財富的本質,悶頭往前走,很有可能被當頭一棒打回原形。

什麼是財富本質?

一個根本:個人努力

二種資源:家庭資源,社會資源

三個通道:教育通道,社會通道,投資通道

四種大勢:收入分配,城鄉差別,地域差距,經濟發展方式

對財富系統的理解深度直接決定你能否逆轉人生。

財富。不懂,被剝削一輩子;看透,平步青雲。

更深入的分析可以查閱我微信公號:偽磚家說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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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敢說真話的經濟原創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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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憂草:

我來說一個理論:子孫照樣發達
在《新資本論》里,作者皮克迪對當今社會財富分配懸殊且在持續擴大的趨勢,提出了他的一些解決之道。其主要的政策建議,是用「全球」的公權力來對市場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平衡——對頂級富人家庭課以重稅。方案之一,是對美國年收入超過五十萬美金的人啟徵邊際稅率高達80%的所得稅。歷史上施行過的累進所得稅率,在歐美髮達國家(直至1970年代)曾經超過90%,而美國針對富人的最高稅率甚至高達96%。然而,扼殺性的高稅率效果並不如預期,遏制了有效投資、風險承擔、創新發明,最終妨礙了生產力的提高,而經濟增長受阻的結果,待富者的生計並不能得到實質性改善。這個嚴酷的歷史教訓,可以說是里根、撒切爾代表的保守經濟政政策之能勃興、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場無誤思潮所以崛起的最大動力。
上述解決方案要求各國聯手稽徵高昂的財富累進稅,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在資訊技術時代資本國際間的流動暢行無阻,任何經濟體想實施不利於資本的稅率、利率、匯率、及管制政策,無異為淵驅魚。過往三十年經濟供應鏈在全球化整合,無不以資本為引擎,引領著產能、技術、就業、市場的綜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中國肇始於經濟特區的開放,成果非凡,關鍵也在於替資本稅率和監管鬆了綁。跨國公司讓巨額贏利趴在分支機構的賬面上而不挪回總部,原因也在於套利稅率上的差異。因此,要使「全世界的資產者聯合起來」平衡貧富,可以說連門兒都沒有。
皮克迪的母國法蘭西實際情況正是如此,這里舉兩個微觀層面的例子。社會黨人二十餘年後重新執政,奧朗德總統把富人最高的累積稅率提至75%,影視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遷冊比利時,隨後又入籍俄羅斯。這和他自己聲稱的「俄羅斯是我精神上的祖國,因為父親是個老社會主義活動家」其實沒什麼關系,只因為俄羅斯的最高稅率是13%,遠低於任何歐美髮達國家。葡萄牙的地產商人最近甚至拜奧朗德為里斯本的最大財神,因為他把法國的錢財趕到了那裡去投資置產。目前法國人成了葡萄牙海濱高級住宅的最大買家,緊隨其後的有巴西人(同樣說葡語)、中國人和英國人。中國人何苦遠到葡萄牙買房子?你不妨留留想一想。
皮克迪的政策建議既然無法實施,看來也就無從被證偽,然而這種弔詭的安全性被一項長程歷史的實證研究給顛覆了。有數的經濟史學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譯作《子孫照樣發達》)對「皮克迪療法」來了個釜底抽薪。他的書名很有趣,海明威的小說《太陽照樣升起》的翻版,因為英語里太陽和兒子的發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辯解說這書名是編輯給取的,他的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永別了,施捨》)也套用了海明威的名作《永別了,武器》,alms(施捨品)和arms(武器)的發音很相近。看了這樣的書名,不用猜測你就不難想見書的意圖:社會上成功人士的後代也將持續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後代同樣不太可能成功)。
《子孫照樣發達》認為,社會上成功人士的後代也將持續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調用了大量歷史舊檔和徵集了長程歷史的實證數據,揭示出跨(多)代的社會粘滯性(social persistence)在世界各國、各個時代都是異乎尋常的高,上層人士以及下層的人要「回歸到」社會的平均水準相當艱難,常是綿恆數代、十數代而不可得,而且不論在怎樣的社會氛圍、文化條件、和體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試圖證明或業已證明的結論,可說是「驚世駭俗」,豈止是「政治上不正確」,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一些信條也將有顛覆性的影響。
各位也許對各種「學」沒有興趣,但你對於自家的兒孫能否「發達」是很難不感興趣的。在個體層面,克拉克的建議是,若想自己的子女繼續發達,或者變得發達,你最重要的事是同高貭素的伴侶結合,給孩子一個好的生父(或生母),其餘則順其自然可也。子女出生後的額外補課、小灶家教均無關宏旨,甚或是徒勞的。
相信許多人(曾包括筆者)聽了會很不自在,甚至深感侮辱,可能要拍案而起怒斥其為「種族歧視、帝國主義、唯精英論者、優生論者、天良喪盡……」不一而足。克拉克教授深知他的探索有離經叛道的味道,為避免各種罪名起見,他做了許多細致詳盡的實證數據分析;提出結論時也很委婉,往往以提問的方式,比如問,「要不是基因遺傳,那麼又是什麼因素造成了歷史上可觀察到的,如此高度一致的現象呢?」
西方十七世紀肇始的社會進步思潮逐漸型鑄成一個基本假設,主張人在初生時是「一塊白板」,所有的知識均得知於後天的經驗,他們的差異乃社會環境的產物,可以通過環境條件的合理化,加以無限地重塑(譬如通過開放教育)或者改造(譬如經過劇烈改制),而成為「新人」。這個基本信念導致了千百萬人為之前仆後繼的巨大社會變遷和動盪。但是,它經受得住對人類社會長程歷史的檢視和分析嗎?
為了說明基因遺傳對於人的行為能力有主導性的影響,克拉克引用了不少長期跟蹤的研究,來佐證他的觀察。譬如,對在不同環境下成長的許多同卵孿生子的跟蹤調查,一對基因幾乎等同的雙生子(女)在幼年就因為各種原因離散,成長於不同的家境,結果表明他們的行為能力和習慣偏好傾向受遺傳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不同環境條件的重塑。又如,對領養孩童的常年追蹤調查也表明,他們的行為能力在幼年時似乎還受養父母及領養家庭環境的影響,隨著年歲增加這類影響日漸式微。被領養孩童過了12歲,智力、偏好、行為傾向等越來越趨近於他們的生父母;16歲之後,被領養兒童和養父母的相關聯系就趨近於零,而同他們的生父母的相關性接近0.3。 同時,被領養兒童的人生表現,無論是在學業、健康、職業表現,還是收入水準,都和他們的血親兄弟姐妹相仿,而和領養家庭的兄弟姐妹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關聯。
克拉克教授在檢測社會流動性(其實是其反面——社會粘滯性)時,所用的方法相當簡單,追蹤數百年來姓氏在社會綜合地位的起落,特別是那些顯赫而稀少的姓氏,其所佔據的地位高於社會平均水準有多大程度,能持久多少代。書中集中考察了多個社會,包括英國、日本、印度、韓國、中國,和美國、瑞典、智利、丹麥等國家,以及猶太人、吉普賽人等群體的長期演化。實證數據的跨度幾世紀,英國的數據更長達九百餘年。克拉克經過數據分析後發現,非但兩個英國——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下的英格蘭,與工業革命之前的封建體制下的傳統英格蘭,社會流動率是同樣的遲緩,而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也不比推崇社會主義平權的瑞典、丹麥的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社會也差不離。
教授把這種人類社會的高度粘滯的現象稱之為「社會執著度」(social persistence,或稱「代際相關性」),計算出代際傳承率為0.75左右,並推定這是一個「普世常數」(universal constant),與文化、制度安排等等無關。如此,孫輩和祖父輩的相關性約為0.75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輩的影響則為42.19% (0.75的立方)……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續的影響仍有可觀的7.5%。這個結論強烈沖擊了人們素所「樂意」相信的高流動性的信念——社會越開放流動性越高。在理想的社會,每代人都應當被「重新洗牌」,每個新生兒都將「生而平等」地面對著平等機會。
克拉克考察和分析認為,風水即便輪流轉,速率也很遲緩,遠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兩代人之間;而得經歷十代人的時間——「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據他的計算,一個家庭要在一代的時間從社會綜合地位的中間水準攀越到社會頂層的0.5%,機會只有五億分之一。這種情況在英國幾乎沒有發生過,無論是封建時代還是現代英格蘭。至於要通過一代的時間,從社會的底層(0.5%)翻到社會頂層(99.5%)的概率更是幾乎等於零,克拉克相信,在人類歷史上還未曾有過。(對此,我不是太有把握,明朝的開山祖朱元璋家族算不算是個例外?)
究竟哪個更符合曆史上發生過的事實?
克拉克指出,人們高估社會流動性的偏誤印象,部分是來自誤算。他們以物質收入的代際影響替代了社會流動性。其實,競爭社會地位、獲取資源的能力是綜合性的,除了財富,還有教育(對資訊和知識的掌控)、職業(高尚崗位的擁有)、社會聯系(抱團網路的緊密程度)、健康狀況、以及長壽,等等,都是構成「社會成功」(或TSS,True Social Status,即「真實的社會地位」)的元素。譬如說,蓋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比起父輩准差得遠,兒孫們不惟不再孜孜為錢打拚,其主要的職業甚至是在散財(公益基金會之類),然而他們的綜合社會地位,大半靠祖上遺傳得來的綜合社會能力(underlying social competence),卻不會很快地衰減。如果根據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為他們迅速回歸到了社會的平均水準,就得出美國比其他社會的流動性更高、更「公平」,是很不可靠的表象。
至於為什麼人們對社會流動性速率的印象與實際的普遍現象大有出入,克拉克的解釋,是人們意識的重心是短期的,關注的焦點只在代際變化,即兩代人之間發生的變動,這時隨機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說「噪音」——各種運氣(好的或壞的)掩蓋了真實的訊號。噪音的影響在長程中會抵消,在群體里被折衝掉,需要大致跨四代人的時間,約為75年。他提出的實據,是英國工業革命前後的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比較。測算的結果表明,傳統英國的代際粘滯係數在0.80-0.85,現代英國的代際粘滯係數則在0.73-0.84左右。以此來計算,第四代英國人受其曾祖父影響的仍分別為40.96%-52.20%(傳統)和28.4%-40.96%(現代)。總之,相關度在五分之二左右,雖說不無改進,都依然是高度粘滯的。素有「機會平等大熔爐」之譽的美國,社會粘滯度(0.75)比起英國也實在不遑多讓。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個好配偶」的建議時,克拉克請大家注意:1、配偶的「好」,不僅他(她)是否有錢或生於有錢的家庭,也不在其面貌是否姣好,而是其生父母的財富、教育、職崗、社會網路、健康長壽等因素的綜合考量(TSS); 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從長計議,才能確實把握他們的成功乃有堅實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跨多代的TSS演化)。
那麼,克拉克的發現和皮克迪的研究又有何關聯?《新資本論》揭露出財富的社會分配嚴重不均且在擴大之中,也許是個事實。皮克迪著力剖析的困境不止是發達經濟體特有的,與我們的國情也有著相當的關聯。克拉克的發現則(間接地)對皮克迪的核心理念發難:非但以公權力為槓桿的社會再分配成效短暫甚至是徒勞的,其初衷的公正性都成疑問。克拉克認為以發揮人類本身的規律來運作,即市場帶來的結果其實更「公正」(fairness),更深刻,也更為持久。他提出的質疑,要是人「非白板一塊」是看觀察到的歷史事實的話,那麼我們有何理由相信依據當代「平等」的觀念干預競爭的結果,對之強行重新分配,就更能公平合理?
我們主要關心的,自然是中國人的社會流動性現狀。《子孫照樣發達》里辟有專章,就中國近代的案例展開討論,這個案例是以克拉克教授和他的博士弟子郝煜(目前執教於北京大學)的合作研究——「中國三個政體下的社會流動性——姓氏研究(1645-2012)」為基礎。該項研究主要得自郝煜的貢獻,是其博士論文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他們匯集和分析了清朝、民國、以及1949年後大陸和台灣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三種體制下中國社會的流動性也都與世界各國的相仿,比一直以來認為的要低緩得多。盡管這十幾代人,尤其是十九世紀末頁直到現今,中國發生過翻天覆地的劇烈變革。作者沿用了姓氏變遷的分析方法——通過比較該姓氏佔總人口的比例和它在上層成功人士的佔比,來說明該姓氏是處於社會的頂層及上層、中層、還是下層及底層。這里所謂「成功的社會綜合地位」,衡量的要素除了「富」,主要是「貴」,包括科舉里考中「舉人」、「進士」的數量。成功獲取功名在清朝是地位晉升最主要的社會階梯,民國以後,「貴」的評測改換了內涵,科舉的功名被替換成現代的上層職崗:名校的教授、學者院士,名醫師名律師,高級行政官員,以及企業的董事長,等等。
作者追蹤前清的「精英十三姓氏」(主要集中在長江下游地區,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約為0.055%)三百多年來的變遷,證實前朝的精英在現代社會上層的佔比仍然超過社會平均(overrepresentation)。如果把社會平均水準設為1——姓氏佔總人口的比例和該姓氏在上層成功人士所佔比例是同等的話,那麼「精英十三姓氏」同「全國三大姓」(張、王、李,佔全國人口約22%)以及「地區三大姓」(顧、沈、錢,總數在兩千萬人以上)相比,其影響遠遠超過1,也就是說,他們的「代表比率」(RR,或 relative representativeness)遠超過了社會的平均值(五倍以上)。
具體的計算,根據1820年至1905年(之後科舉被廢除)的科考數據,在鄉試(「中舉」)和會試(「中進士」)里成功的比率,「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8.6倍(張王李三姓人口眾多,足以代表全國平均水準,故比率為1),是「地區三大姓」的4.7倍。其中例如江蘇武進縣的莊氏,在科考的表現極為突出,該氏族的RR達到了社會平均的15倍。
廢除帝制進入近代共和以來,差別依然巨大。從民國政府的高官名錄(1912-1949)來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4.85倍、「地區三大姓」的2.28倍;從著名大學的教授名錄(1912)來看,「精英十三姓氏」為「全國三大姓」的3.82倍、「地區三大姓」的1.88倍;從企業的董事長名錄(2006)來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4.51倍,是作為對照組的「地區三大姓」的1.62倍;從中央政府的負責官員的名錄(大陸,2010)來看,「精英十三姓氏」則為「全國三大姓」的2.75倍、「地區三大姓」的1.46倍。
事實上,「地區三大姓」(主要分布在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在全國範圍內也是「精英姓氏集團」。它也明顯超出了「全國三大姓」所代表的全國平均水準。上述的五個測評數據,顧、沈、錢三個姓氏分別是全國平均水準的1.83、2.13、2.03、2.78和1.88倍。
我兒子孫民揚在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撰寫經濟博士論文,他曾是克拉克教授的助研,幫助整理了部分資料,我們父子對克拉克的數據、分析方法和結論詮釋曾有過討論。中國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姓氏卻是相當集中:大陸的三百個上下的姓氏(至少15萬人)覆蓋了95%左右的漢族人口,其中前100個大姓佔了總人數的85%;而台灣的三十個姓氏幾乎覆蓋了人口的全部(98%)。不比英國,姓氏(5人以上)多達270000個,所以克拉克的模型更適合西方的社會,追索(成功)小姓氏樣本的長程變遷更簡便更容易。郝煜博士顯然注意到了這類差別,兩人在中國的姓氏上再加上地域的限定,調查了比如象「寧波范氏」、「海寧查氏」、「常熟翁氏」等精英家族的變遷,結論仍舊不變。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從長計議,數百年來依然粘滯,並沒有因為社會體制、政治運動、文化價值的劇烈變動而發生結構性的改變,要變也是「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的長程演變,在他所謂的「普世常數」的社會流動性規律的範圍之內(大陸在0.71-0.90之間)。證據之一,是1949年後大陸和台灣的分野,社會體制及其政治干預迥異,但在翻天覆地的折騰之後,社會流動性在兩者之間,相差卻甚小(台灣的甚至略高一點)。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直接參閱原書。
《子孫照樣發達》一書今年三月正式出版以來,引起了社會關注和各界熱評。瀏覽各家包括不少著名經濟學家的評議,很少能對書的數據模型、方法詮釋提出質疑的,盡管如此,書中提出的結論還是令人難以「下咽」。譬如,著名的哈佛經濟學教授B. Friedman認為,筆者亦有同感,「我們只能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規律不是事實。」
在公共政策設計之上,這涉及到了一個更根本性問題。在爭議社會分配是否平均時,人們常是把「公正」、「正義」、「公平」、「平均」、「平等」攪和在了一塊,難道它們是一個概念嗎?如果確有區別的話,我們又應當在哪個層面加以區分?
比如說,你不妨追尋自己周邊的人,同鄉、同學、同事等等,「發達」或「不發達」的經歷,以及他們前代的經歷。開改革放三十餘年以來,各方面鬆綁的結果,社會資源的分配確實有了更多的差異,這樣的進展難道是更偏離「公正」了嗎?
筆者倒是傾向於相信,競爭的場地怎樣平坦才能更符合人類的生存條件(human conditions),才能讓競賽博弈一輪又一輪地健康擴展,從而更廣泛地激發出全社會的創造能力。克拉克的研究有其建設性的貢獻,為社會分配及再分配建立起長久和公義的基地,提供靠譜的指引。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閱讀語言學和演化心理學大師、哈佛教授Steven Pinker 的名著《人非白板一塊》(「The Blank Slate,」 Penguin Books, 2002),也許能從中獲得一些有用的訊息和啟示。


萌神:

家庭決定下限和加成係數。


匿名用戶:

這個回答下面的所有舉例論證「精英就是投胎好」的答案我都想反對一遍,尤其是那個說物理學家的,明顯的揣摩著大眾喜好的「討好地狡猾式」的答題,這種為了「反雞湯」式的「毒雞湯」不也是為了迎合大多數非精英的人的心理營銷么?

這裡面的trick在於:

「精英」這個詞本身的定義就決定了這是一個少數人群,卻又吸引著大部分人的嚮往和目光。這樣天生自帶爭議的話題,意味著它的客群就是不能成為所謂精英的大多數人,無論大多數人家庭背景好不好。而這個問題提出來的本身就帶了潛在的立場引導。所有用個例來回答的,都是耍流氓。

要不你把這個問題改成:

一個精英的誕生,血型的因素有多大?

一個精英的誕生,星座的因素有多大?

一個精英的誕生,屬相的因素有多大?

因為血型,星座,屬相無非和這里的「家庭因素」一樣,無非就那麼幾個有限的選擇。精英的家庭背景要麼歸為非精英,要麼歸為精英,分類可以比血型還簡單粗暴。

那麼用舉例方法來答,我可以按照十二星座各寫一篇好么!

是的,我說的就是那個物理學界的「楊李丁朱」四大「金剛」的背景說事的答案。你看,我還能舉出哲學B型血四大金剛呢。蘇格拉底,康德,馬克思,佛洛依德都是B型血呢,所以得出結論,你就是當不了哲學精英,誰叫你不是B型血,這樣好嗎?

本來年輕人多多少少都有點憤世嫉俗,如果又碰到了一點不如意,看了這樣的答案,憤慨:我特么就是沒有一個好爹啊。

這種因果錯位,拿個例當大眾教材,也算是收智商稅一種吧。

還有從社會統計意義來比較職業和父輩職業的相關性,這個從社會學意義上來說,確實很有意義,但是落實到個人的人生價值和意義,比較自己在父輩的基礎上的進步更鼓舞人心吧?

那麼精英和家庭背景的正確打開方式是什麼?

1,你要認清楚,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一輩子都不太有成為精英的可能。還有一大部分的家庭背景比大多數人好的群體,他們的成就沒能超越他們的家庭背景平台,他們默默無聞,他們淹沒於歷史,他們不被你我知道。

2,如此,我們個人要比較的是,相較於我們的家庭背景,我們的起點,更有意義的難道不是我們能往前走多遠么?

一個物理學家,他有五個孩子,然後他的其中一個孩子成為了比他名氣更大的物理學家,其他四個孩子的成就都比不上他。

一個農民,有五個孩子,三個孩子上了大學,一個孩子讀了博士,成為了一個大學的普通教授,還有兩個孩子普通生活。他所有的孩子都比他好,甚至大部分實現了階層跨越。

按照成就提升差距來算,難道不是農民的例子更有階級上升的說服力么?畢竟世界著名大學者這種級別的人,本身就是對你我來說沒有統計意義的少數群體,而且學術這種事情,本身就需要極其深厚的環境熏陶。在清華讀國小的人那麼多,楊振寧不還是只有這么一個?

要說科學的答案,這里Aorqu量化歷史研究專欄有篇科普《科舉與帝制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推薦看看。很多人認為,由於包括財富和人力資本在內的家庭環境對於個人的科舉表現有重要影響,科舉考試只是權貴階層的不斷復制,那麼事實上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鏈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25104559

作者:Manolo

香港科技大學龔啟聖教授與他的合作者在最新的工作論文「The Making of the Gentry Class: Reconsidering the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利用大量的史料建立了相關數據庫,檢驗了個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對於候選人科舉表現的影響。
文章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於《清代硃卷集成》和《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前者包含了4035位通過鄉試的舉人履歷資訊,記錄了這些舉人鄉試的名次、中舉年齡、父系和母系的上三代特徵資訊。這4305個舉人占同時期舉人總數的8%。後者記錄了明清時期所有通過會試得到進士功名的應試者。

中國的封建社會就科舉這一條social ladder,那個時候的社會階層固化是公認了比現在嚴重吧?那麼我們研究了科舉結果和家庭背景的關繫結論是什麼呢?

一方面,作者發現能力對於舉人是否能考中進士有顯著影響,這表明科舉制度使帝制時期的中國社會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這一論斷因家庭財富對科舉表現的影響不顯著而得到加強。但另一方面,家庭背景對個人的考試成功同樣有重要影響,但這種家庭背景影響主要來自頂層士族,其他的家庭背景則沒有明顯的優勢。

對舉人能否考中進士,個人能力有顯著影響,家庭財富對科舉的表現影響不顯著。只有來自頂層士族的家庭影響才明顯。

另外,家庭背景中的文化資本-父輩的官職高低,對於殿試的成績有顯著影響,這是由於殿試更多地側重對國家政務的處理能力而非對儒家經典理解的考察,擔任高級官職的父輩的經驗對於殿試的發揮具有重要作用。

也就是說,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中不中進士,還是取決於個人能力的。

而對於普通背景的絕大多數人,比如你我,如果有精英夢,其意義不就是成為更好的自己么?

盯著頂級的高層,需要父輩經驗的幾個身份來看,然後說社會殘酷,沒有意義好么。並不是每個人成功只有成為xi大大這唯一選擇的。

我的人生,比我的父母輩更好了,實現了距離上的跨越,我不覺得我比那些垂名千古的名人更沒有意義。

文章來源:Qin Jiang and James Kai-sing Kung,2015, The making of the gentry class: Reconsidering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orking paper.

我想表達的是:

1. 適用於你我大多數普通人的現實是,個人努力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你帶到更高的地方。

2. 頂級的學者,政治家等,本身就是極少部分,他們的存在本身對絕大部分人就沒有借鏡意義。所以拿他們的成就標准代入自己,遭到打擊,然後再怪家庭,對年輕人的上進心很不好。

3.

當然,這個答案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放棄自己的生活和向上的動力。


HARURU:

雷鋒式的人物,為何都在底層?

我忘了是哪本書作者發出吶喊。我個人體會是:中國一直倡導的是為人民服務,造福社會。身處高層能放下自身逍遙,投入滾滾紅塵為人民做事,為社會做貢獻的不多,所以要大力弘揚這種精神。底層都在盡力,你有何理由推諉?

至於,精英和成功。看你意識形態中精英是什麼,成功的標准又是什麼。

我覺得大國工匠這本紀錄片挺好。他們也是精英也很成功啊。

不是說你賺了多少錢才叫成功,而是你為社會做了多少貢獻,你的正能量感染了多少人,你創造了多少就業崗位,乃至你修了多少輛單車……

如果人讀了你的事跡有所觸動,覺得人間美好,世界滿愛,能積極上進或者獲得正能量。你就是成功的,是你所處環境中的精英。


何翔:

精英的家庭往往給予了他一生的助力,平庸者的家庭則陪伴著無盡的牽絆。所以,精英越走越高,平庸者越陷越深


王豆豆1004:

大概就是可以選擇
EASY
HARD
模式。

非精英怎麼選?不能,他們只能走一條路,叫POOR


尋找周杰倫的耳環:

不用看我都知道眾人回答都是因素很大,你若出身貧寒,就他媽是你的原罪。
那麼出身貧寒究竟能不能出人頭地?我想在這個年代,挺難得。但是你注意我說的啊,我說的是難。不是不可以。
我不像其他人跟你說我有個朋友系列,我認識個什麼人系列。
我就告訴你,你要沒有關系在大陸混好。建議你想方設法地提高自己然後出國再回來。要麼就轉行。整個程序員或者當醫生。這種東西不太看你背景,吃你能力。就這樣


李凜之:

100%


白鬧:


玉鈐:

剛好昨天刷微博看到了王中磊帶著兒子逛寵物市場的視訊,幼稚園 兩年的英語,可以做翻譯,口語能力比我們大多數過了四六級的大學生都強。
另外熱評里有人提到北京德威英國國際學校,幼稚園 到高中一體,年學費25萬到35萬。


Aorqu用戶:

這個問題我有切身體會。
我不想秀優越感,只是來答題的,謝絕轉載。
我家雖然不是精英,但從我阿公那一代開始,一直在往上走,也就是往上層流動。
我阿公那一輩,兄弟姐妹四個,只有我阿公上學了,上到高中,因為資助他的姨媽去世,沒錢了,只好輟學。1949年以後,因為他上過學,是當時少有的文化人,所以被招工招干,告別了農村。他是我們家族第一個擁有城市戶口的人。但這不是故事的全部。因為上學使我阿公改變了命運,我阿公下定決心讓他的五個子女都讀了高中。然後我阿公的五個子女,除了我大姑,都擁有了城市戶口,雖然只是進了一個小縣城,但已經足夠讓同村的人嫉妒眼紅了。
我阿公唯一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阿公,他的年齡比我父親大不了幾歲,因為是小兒子,家裡各種寵溺,他拒絕上學,至今全家仍在農村打拚。
這只是兩代人的差距。
到我這一代,我是這一代的老大,也是家族裡面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之後讀研讀博。我能上大學,要感謝我阿公堅持擁護計劃生育政策,也要感謝我爸為我考慮,我爸不想我一輩子在農村——當時我媽的戶口是農村戶口,我隨我媽,直到我六歲,我在我們老家還有一份責任田。如果不是獨生子女,農轉非根本不可能。因為是獨生子女,全家的資源都用在我一個人身上。我的堂弟表弟表妹們,也都是獨生子女,上大學是起碼的要求。但我們這一代的分化也很大了。我大表弟,大學部畢業之後不再讀研,在沿海打拚多年,最後返鄉當了老師。我堂弟,目前正要出國留學。我表妹,上了一所三本。我小表弟,剛剛聯考,理科,640多分。我堂弟、表妹、小表弟都是到省城的重點中學讀的高中。堂弟和小表弟進的是那種只要進去就等於一隻腳踏進大學的重點班。
而我小阿公家的第三代年齡都還很小,他唯一的兒子讀書不成,入伍也沒有學到什麼技能,還闖下大禍。30多歲才在偏遠窮困的地區找了一個老婆。目前我小堂叔有兩個女兒,他們家還在為生不生第三胎,也就是生不生兒子而糾結。生,家裡負擔不起。不生,無「後」 ,在農村會受到歧視。可以預見,他們家和我們家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如果我阿公沒有讀高中,如果我阿公沒有下決心讓兒女們都讀高中,如果我爸沒有下決心只要一個孩子……
很多如果,只要其中任意一環和事實不同,我們家族,我,就不會有今天。
也就是說,如果我阿公、我爸爸沒有遠見,沒有超過周圍人的眼界,我們家族不會一直朝上走。
我小阿公的家族與我們家不同,始於兄弟倆對讀書是否有用的見解不同。
培養精英,不僅要有良好的經濟條件,還要有較高的見識。
我阿公高中時代的一個同學,成績不如他,但那人的家境好,那個同學得以高中畢業,並上了大學,後來還成為院士。他的子女,未必有我的爸爸、叔叔、姑姑聰明,但他們的起點很高,他們從事的行業、經濟條件都好於我的父輩們。
而我家大萌、小萌,他們哥倆的學習條件明顯要比我,比萌爸強。因為我和萌爸自身就能提供比一般家庭要好一些的教育資源,我們有能力,也有判斷力,也不缺乏決心。我相信只要堅持現在的教育理念,大萌和小萌可以比我和萌爸走得更遠。
培養精英,家庭條件較好,起點自然要高,資源自然相對較多。
但是,有這些就夠了嗎?
當然不是。
只有這些,沒有自身的努力和刻苦也是不行的,努力和刻苦的方向也很重要。
我大表弟,論智力,可能勝過我,情商也比我高。家庭的教育條件和我家差不多,經濟條件稍微差一點。但他在大學部畢業之後,不願意再刻苦學習,選擇考公務員,考公務員不成,又去沿海的幾個城市拼搏。在學習方面,他不如我努力和刻苦。但在工作方面,他很努力和刻苦。現在,我們倆的經濟條件就有了很大的差別。
至於我怎麼努力的,請看這個問題下我的回答。博士還沒畢業,老婆嫌我窮,不掙錢,要離婚,怎麼辦? – 萌到了的回答
我堂弟,選擇大學畢業之後出國留學。我沒有,有多方面原因。可以預見,我們之間的差距也會很大。
我還見過很多家庭條件和我娘家差不多的,這些家庭的孩子,有很多自身不刻苦不努力,或者是選錯了方向;也有很多比我更刻苦更努力,目標比我更大。其中一些人是我的同學,目前我們也有了很大的差距。這些差距,對我們的下一代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個人努力和刻苦很可能得不到相應的回報,例如我爸,我爸曾經考過大學,第一次考的時候,分數夠上復旦,但因為是在校的師專學生,政策不允許,他報的專業是應用數學。第二、第三次考,因為苦讀,傷了身體,都功虧一簣。這是我家向上走過程中的一個挫折。
努力不一定有回報,這是我爸的經歷教會我的。
我爸努力了,刻苦了,但是運氣不好
不可否認,現在寒門出貴子,比過去要難,難在這個過程中的各種經濟障礙,難在個人的見識是否高,但培養一個貴子,一個精英,不是一代兩代人,而是好幾代人。不僅要靠經濟條件,要靠較高的見識,要靠家庭條件,要靠個人努力,還要靠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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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區有人說一代人完成精英的培養算英雄了
我覺得我公公可以稱為英雄了。
我公公小時候家境不好,全家吃紅薯。15歲那年,為了改善家境,身為長子的他選擇參軍。因為他的阿公是個烈士,所以盡管他年齡不到還是被特批參軍。
後來公公在大西北當兵十餘年,除了新疆,其他的省他都呆過。
公公兄弟姐妹八個,除了大姐和二弟,以及夭折的老幺,其他的兄弟姐妹他都帶出來了(優待軍屬政策),給安排工作,轉成城市戶口。他還照顧家族的下一代。不過很遺憾,由於見識的不同,現在他的兄弟姐妹的家境都不如他。
他從一窮二白起步,沒有後台,沒有背景,憑藉著自己的拼搏和韌性,把自己培養成了精英。
對兒女的教育他也沒忽視,萌爸和萌萌們的姑姑,都是研究所學歷,萌萌們的姑姑還出國留學過。

其實我和萌爸很幸運了,雙方的家長都是有見識的人,願意為兒女的教育投資,我們才能擁有今天的生活。大萌和小萌才會有今天的生活環境和教育條件。

這是一場接力,還遠未結束。


魚頭好吃魚尾好吃:

階層固化是一種社會常態。但固化的程度是不同的。我看到有答主拿美國的固化結論來套中國,這並不合適。

美國,議員後代做議員的概率,是平民的5000倍。請注意,議員數量並不少。

至於富翁後代繼承遺產的概率。呵呵,自己去算吧。光避稅就拉開了幾光年差距了。

西方如此嚴重的固化,是有文化傳統的。連灰姑娘都要是貴族血統。小馬寶麗的第一主角也是公主的妹妹。血統論已經深入文化骨髓。這個文化不相信平民血統能成為高貴的人。

但中國文化不是這樣的,明清的高官,有超過一半來自平民家族。
而且中國傳統就是經常有高官被抄家,全部子孫跌入底層不得翻身。

最近幾十年某政壇和商界的風雨。用西化的腦袋看,太動盪了,階層流動太劇烈了。這些西化的腦袋以歐美為藍本,得出會趨於固化。

但從千年曆史來看,政商界大風大雨才是這個文明的常態。如果固化太久,反而會出大亂。
所以寒門弟子不要抱怨太多。你應該慶幸,你生在中國,這里你的子孫成為精英的概率,是美國寒門弟子的數千倍。

相信有智慧的精英很清楚歷史教訓。所以他們喜歡去有固化傳統的國家住。
而海外華人在傳統文化的幫助下,也確實比別的族裔更容易向上突破。有研究表明美國華裔1.5代,也就是在中國(含港澳台)出生,後去美國的華裔最成功。


Aorqu用戶:
讀歷史的人總喜歡開啟上帝視角。從古至今,階級固化都一樣。
張居正出身寒門嗎?不,他出身於秀才家庭。那個時代讀書人,尤其是有功名的讀書人,他們是封建社會最尊貴的一群人。
讀歷史喜歡開啟上帝視角,就如同把聯考狀元和古代的狀元類比,不知天高地厚。
現代狀元,讀個名校,然後找份好工作。
古代狀元和進士,那是真正燙金的前程,他們名次較差,沒有入翰林的,從現在的市委縣委書記做起,一生這個光環都是閃閃發光,仕途暢通,仕途到退休時已經是省長省委書記的比比皆是,
而其中的精英,留用中央甚至可以說宰執天下的都不少。


劉鎮銳:

謝邀……
關於這個問題,從我個人的角度上來看,應該尋找一下雙胞胎調查……我們要確定的是,一個人的哪些能力主要來源於基因,哪些能力主要來源於同一家庭所能提供的共有環境,哪些能力主要來源於家庭所不能保證的環境……
至於具體的資料,抱歉最近一直在忙,實際上現在也還在忙,就不查了…… @劉柯 希望能找到人提供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資料……


葉重九:

讓我們開啟上帝視角,把時間軸拉長到一百五十年,來看一個精英家族的興衰起落,或許會有一個更客觀的答案。

裱糊匠李鴻章,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9世紀末中國最傑出的士大夫階層,首屈一指的「精英」。被梁啟超尊為近代史上「當時中國第一人」。

李鴻章和各大名門望族聯姻: 曾國藩的長子,盛宣懷的長子,段祺瑞的外孫女,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劉鏞的曾孫…都和李家成了親戚。

舉個最著名的例子,民國著名才女張愛玲的阿么就是李鴻章的女兒。李鴻章後人中也頗多政商界傑出人物。

故事的上半部,看上去像是個順理成章的蒙蔭祖上榮光、擴大勝利成果的故事。

其實李鴻章去世後,隨著時局的變動,李氏家族也分崩離析。他們大都背負著罵名,只能自力更生。其中不乏吸食大煙,打牌賭博,下場悲慘的子弟。

到李鴻章的第四五代後人時,他們非但沒有從祖上那獲得財產、聲望和資源,相反,出身成了他們最大的障礙。

他們通過自己的艱苦奮斗,重新攀爬到精英階層,今天的李氏後人中不乏院士、億萬富豪。

這故事的下半部似乎又是從一窮二白的努力爬向精英的奮斗史。

家庭,到底在這整個故事裡扮演著什麼角色?傳承財富,地位,名望,人脈?

這些似乎在動盪跌宕的時代浪潮中,很難傳承到後人手中。

李道增,李鴻章第五代孫,他這樣描述他的家庭給他帶來的影響: 生於這個半新半舊,不中不洋的家庭,他父親受禮教影響很大,從小就叫他守法,重視對他的教育,而教育也是中西結合,得益於祖上李鴻章將西方思想帶到這個家族中。

家庭能帶給你的,不是精英寶座的世襲,而是在這世事變遷滄海桑田中,家族的精神香火不滅。

要知道,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40歲才中進士,而李文安前七代都是農民。


者也:

這類社會學問題,中國的研究是落後於西方的,表現在統計數據的支撐上。

今天看到一個新聞,其中有具體數據,可以從一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

來源半數聯考狀元來自"高知"家庭 專業首選經管類

各省聯考狀元與家庭環境是密切相關的。

根據中國校友網對全國各省級聯考狀元的調查顯示,2007-2016年全國共有約837名聯考狀元,其中,近五成的狀元父母是教師(35%)和工程師(12.6%),還有近兩成父母是公務員。只有一成的狀元出自農村家庭。

統計顯示,狀元們多出自省會城市。但在狀元高產中學前十的名單中,來自非省會城市的衡水中學,近十年來培養了14名狀元,躋身前三位。「聯考工廠」看來也非虛名。

90%以上的狀元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最近十年,清華在爭奪狀元之戰中以微弱優勢領先北大。在專業選擇上,從1977年恢復聯考以來,經管類一直是中國聯考狀元們的首選。

比較有意思的是,狀元對生物的青睞強於計算機。

從狀元數據,我們可以看出精英的誕生,家庭因素佔了挺大作用。

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

人生確實是長跑,不只是一代人的長跑,是多代人的接力長跑。

個人無法左右家庭出身,個人所要做的就是跑好自己這一代人的接力棒。

當然了,國家還要在宏觀層面上盡可能創造公平的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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