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究竟有多可怕?

問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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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個答案 共3 個答案在此專題鼠疫有多可怕

作為一名醫生,且家中曾有人經歷過鼠疫,我覺得自己比較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

從專業的角度看,鼠疫是一種烈性傳染病,旱災後過度降雨可爆發,致死率極高。
但鑒於題主的問題是「有多可怕」,而不是「是什麼」,所以在那種環境下的人的心理感受應該才是題主真正想了解的。且據我所知這種感受遠遠不是「可怕」能形容。

以下摘自本人外公的自傳—《山村孤兒》

「大爹被大媽傳染後,家中本來就一貧如洗,被煙鬼弄得吃早無晚,哪里還有什麼錢醫治,雙雙病逝。
二爹和我的父親前去幫忙辦理喪事,均染病在身。瘟疫蔓延開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前前後後,大媽、大爹、二媽、二爹和他們的長子,我的父親、大姐、大哥和叔母及大爹家長子先後去逝。小叔在外教書,幸免於難。我的大姐本是早已出嫁的人,她得知父親、哥哥噩耗後,無盡的悲痛思念,不聽勸阻,前來送喪,也一命歸天。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時間大廈傾倒,天翻地覆,日月無光。媽媽如五雷轟頂,萬箭穿心,朝夕相處,風雨共患難,冷在一起,熱在一起的親人、骨肉一下離開了她,走了,永遠地走了!但他們的魂在,生命終結了,屍體卻還沒有走,怎麼辦?上無老,下有兩家留下的四個娃娃,會吃不會做,左無親人,右無幫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此時此刻的媽媽,心已碎,肺已裂,眼前是萬丈深淵,天空是一片漆黑。
媽媽心如刀絞,走吧,一起走算了!
她絕望,她吶喊,天吶,天,你怎麼不長眼!
她在梁上拴好了一條帶子,做好了自縊的準備。
忽然一聲「媽媽,媽媽,我要找媽媽」的聲音貫入她的耳膜,這聲音似春雷,似海嘯,驚醒了她的頭腦。我走了,娃娃們怎麼辦?沒媽的孩子是乞丐,揣破碗,要冷飯,啊,不能,我不能走呀!活下去,山崩地陷也要活下去!媽媽撐起了虛弱的身體,在一個堂哥的幫助下處理了最後一具遺體………」

後來跟外公聊起當時的人和事,他說:「死的人多了,到後來誰誰誰家又死了人就跟誰家死了一只雞一樣,會麻木。而且誰若是把身子哭壞了就會染病,也會跟著一起走的…」

唉…突然好想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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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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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評論區問洗手+註意個人衛生能否幸存於疫區,我就明白還有人對鼠疫的可怕程度還沒有概念。

再科普一次吧…

鼠疫屬於甲類傳染病

什麼概念呢?就是人們熟知的炭疽、艾滋、非典、禽流感和甲流等一大堆談之色變的傳染病均屬於乙類。

所以,患上甲類傳染病幾乎用不著談什麼潛伏期了…直接潛土里吧…

所幸的是,得益於公共衛生管理和抗生素應用的發展,大面積的鼠疫爆發也快成為過去式了。

為什麼說「快」而不是「已」?因為偏遠地區的一場嚴重地震,切斷災區與外界聯系後,就已經具備了鼠疫爆發的所有條件。

這麼說可能還是有點抽象。不明白的朋友可參考《生化危機》的一些背景設定—浣熊市的T病毒就是通過感染實驗室下水道的老鼠,再由老鼠身上的虱子不斷重復感染老鼠和人類,由於各種原因軍隊無法進去災區控制疫情,最終整個城市變為喪屍之城,總統不得不使用核武器消滅整個城市來阻止病毒蔓延。

所以,「鼠疫大規模爆發」對應的不是「飯前便後七步洗手法」,而且「核武器摧毀整座城市」。

你說,鼠疫可怕不?

以上。


並非專業人士,只不過幾天前恰好看完《鼠疫圍城》,今天又恰好在Aorqu看到這個問題,所以猶豫了許久,還是決定獻上我的Aorqu處女首答來混混眼熟,內容就當作對眾多回答的補充吧。

1940年至1945年在寧波、衢縣、金華和常德等地曾爆發大規模鼠疫。在民國政府檔案中常德城有姓有名登記在冊的死亡人數為36人,然而在經過張禮忠等常德細菌戰調查者30多年的統計常德雞鵝巷作為第一傳染圈死亡人數達294,在第一圈由常德城傳出的疫圈里,南坪崗鄉死亡38人;蘆山鄉死亡218人;德山鄉死亡419人;河洑死亡43人。石公橋鎮屬於第二個傳染圈死亡了1017人。它很快就形成了一個新的傳染源,向它周邊的鄉鎮擴散:鎮德橋鎮(死亡329)、白鶴山鄉(死亡31)、大龍站鄉(死亡30人)、雙橋坪鄉(152)、周家店鎮(死亡1537)、中河口鎮(死亡21)、蒿子港鎮(死亡20)、韓公渡鎮(死亡347等全部染疫。於是以這些第三階梯的疫源再向第四階梯傳染,如韓公渡鎮,從周家店染疫後,從這里又傳到牛鼻灘(死亡31)、)賀家山(死亡1),洲口鎮(死亡139),洲口鎮又成為第四階梯的傳染源,再傳到文尉鄉(死亡30)、鴨子港鄉(死亡78)。而為這些鼠疫點之間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實際上它們互為疫源,隨著人、物的流動而互相甚至多向交叉傳染。

常德鼠疫擴散圖

然而每一位中國人都需要知道的是這場鼠疫並非來自於自然環境對人類的懲罰,它是來自於死亡工廠的人工制造,是陰謀的投放,是濫殺無辜的戰爭謀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清晨,日軍駕飛機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細菌

『大霧天一大早,一架飛機獨自飛臨常德,它飛得很低,低到離地面只有20多米,它從西邊進入城市,沿著繁華的法院街、關廟街、雞鵝巷、到東門外五鋪街、水廟街,然後又折回,在中心區低空盤旋了三周,扔下些什麼東西,就飛走了。』

『「當時是秋天,陰歷九月十六日,日照時間短,六點半鐘後天才亮,因此正大街上投下的物品天亮後才被清道夫隨同垃圾掃走了大部分,小巷子遺留最多,時間最長,清道夫搖鈴鐺收每家的垃圾,大家都圍著這些東西看,猜測日機扔下的是什麼東西,議論紛紛」。張禮忠老人說。
一位充滿好奇心的男子很有頭腦,他在這些東西被清掃完之前,留了滿滿一簸箕,並把這些東西帶到教會醫院。』

『「我們用無菌生理鹽水洗滌這些谷子,用離心沉淀,取其沉渣作塗片染色,在顯微鏡下(油鏡頭)發現有許多雜菌,其中亦有少數兩極染色較深的革蘭氏陰性桿菌,類似鼠疫細菌」。1972年譚學華在勞改農場寫道。
當時的送檢物里,並沒有跳蚤。為了排除敵人「使用精神恐怖戰術」譚學華決定進行細菌培養。
「日軍飛機撒下的糧食里有類似鼠疫細菌的存在,而糧店取來的糧食對照,則無此等細菌發現。」譚學華1972年回憶。』

『第二天上午,由市防空指揮部出面召開警察局、衛生院、縣政府等人員的座談會上,譚學華提出此次空投極為可疑,鑒於曾經有日軍在浙江金華、衢縣等地空投物引起鼠疫暴發的消息,提出四點建議:1、由警察所負責組織居民收集、打掃空投物並用火焚之;2、在報刊上宣傳鼠疫癥狀及防禦方法,並開展滅鼠;3、立即打電話給湖南衛生處,要其派鼠疫專家來;4、找一合適房子做防疫醫院,一旦流行,可作為隔離處。
譚醫生的建議在事後只得到了部份落實。省里遲遲沒有回電,到了8號再報,則只要求「切實查明據報」,沒有派專員來。實際上省里將消息報往國民政府,但得到的回電是:「事關國際信譽,不得謊報疫情」。防疫醫院由常德衛生院落實,但因為「該院院長怕負責任,未能及時做到」。譚學華說。』

隨後常德城里出現了第一例被確診為鼠疫的患者。

『1941年11月12日,12歲的少女蔡桃兒,由母親背著來到的常德教會醫院廣德醫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現高燒惡寒、頭痛惡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腫痛,「一夜呻吟不止,煩躁不安」。
廣德醫院的副院長譚學華醫生檢查了她的體溫:「105°(40.5°C),脈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癥,處於神志不清狀態」。』

『蔡桃兒被留在醫院,「當時我因其來自死鼠較多的關廟街,故疑為鼠疫。但必須先除去惡性瘧疾,所以當時要化驗員汪正宇作白血球計算及查找瘧原蟲。檢驗結果,她的白血球計數在一萬以上而中性細胞亦增高,並未發現瘧原蟲,但卻在塗片上發現有少數兩極染色較深的類似鼠疫桿菌,和日機所投下的谷粒檢驗時的發現極相似,因此我們初步診斷為鼠疫,並收入隔離病室治療。」
這是當年的常德教會醫院廣德醫院副院長譚學華做出的診斷。』

『次日8時,醫生報告了死亡的消息。從發病到死亡,鼠疫留給蔡桃兒和醫生的時間只有36小時』

為了確定死因,醫生在對蔡桃兒父母反復勸說後對蔡桃兒進行了解剖,被診斷為鼠疫。

『蔡桃兒是第一個被紀錄的鼠疫死者。第二個是25歲的工人徐老三,第三個是58歲的聶述生、第四個是27歲的蔡玉貞。蔡玉貞家住東門外常清街,11號發高燒,13號死亡。此時,廣德醫院將死者開肚剖腸的消息想必已經在城內傳開,蔡玉貞的家人準備將她運出城悄悄埋掉。在去鄉下的路上,中國紅十安會醫生肯特攔住了棺材,詢問死因後一定要開棺檢查。死者後被強行抬到廣德醫院解剖,結果是肝臟和脾臟的塗片上都發現鼠疫菌。』

蔡桃兒家住在雞鵝巷,雞鵝巷作為第一傳染圈死亡人數達294人。

『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張桂英21歲,產後九個月零十天,11月8日9時許,為了增強乳汁,要丈夫去雞鵝巷買了一碗餃子面來,張吃後幾個時辰,突感不適,高燒,抽筋。全家看到張氏突發疾病,驚嚇得不知所措。公公程星悟雖為名醫,事發突然,對此病既無認識,也無主張,第二天不到中午,張桂英死亡。」張禮忠說。
程家是中醫世家,父親程星吾和兒子程志安都坐診行醫,在常德城里很有名望。但他們面對媳婦奇怪的病也毫無辦法。張氏娘家來人,看到女兒「面色烏黑,口掛血泡」認定是被程家下藥毒死,告官不說,還要將9個月10天的小孩陪葬,官司一直鬧到常德專員歐冠那里,後法醫和廣德醫院醫生共同鑒定,張氏死於鼠疫。但是程張家兩家從此絕交,幾十年再沒說過一句話。張氏留下的女兒程啟秀直到1996年才見到自己的姨媽張桂麗,解放前夕,張家人去了台灣,「母親死後54年,我才又見到了母親娘家人」,兩家人因為親人突然離世而造成的仇恨和誤解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才慢慢消解。』

『雞鵝巷里的「聶皮匠」聶家林,當年他6歲,他說清楚地記得程家大屋里死人的情景:屍體橫在院子里沒有人收,人們好奇又害怕,只是遠遠地圍觀。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畫了雞鵝巷的草圖,並說禍起於那250多口大醬油缸。因為所有的醬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日軍的投擲物直接落在了缸里,並且醬油園里老鼠多,初起的發病人大都吃了醬油園周圍小餐館里的東西。
這是雞鵝巷鼠疫流行的民間版本。』

『隨後幾項防疫決定迅速做出:設立隔離醫院,向全市人口進行預防註射並發給註射證;雞鵝巷、關廟街等地被劃為疫區,警戒封鎖,斷絕交通,不準居民外出;開展滅鼠行動,動員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屍爐,疫病屍體一律燒掉;全城封鎖,所有的泊船碼頭、交通站點設立檢查站,只有持註射證的人才能外出。』

陳文貴出於嚴謹檢查了從常德帶回去的谷物,但是卻由於距離投放日已經過了34天,培養之後,只發現有大腸桿菌、葡萄狀球菌等,沒有發現鼠疫菌。這份「嚴謹的報告」使得當時英國最權威的波頓研究所,做出分析報告:「在飛機和鼠疫病例之間顯然不存在已經被證實了的關系」。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準備迎擊鼠疫時,死神突然止住了腳步。住在關廟街楊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發病,13日死亡之後,沒有再發病的人,沒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來。因為再沒有新的病患出現,陳文貴12月2日帶著由病人培養出的純鼠疫菌種和少量飛機投下的糧食離開常德回貴陽。伯力士也因為戰局緊張而離開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兩位大專家前後腳離開常德之後,開始頻繁出現在大街上。這些老鼠行為怪異,平常只鉆地溝的它們,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躑躅,它們呆頭呆腦,行動遲緩,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1941年1月中旬,大個子高鼻梁灰白頭發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
伯力士一來常德,目標就是常德的老鼠們。很快常德就發出號召,讓人們抓老鼠送到廣德醫院里來,不僅如此,城內提供老鼠的人還會受到獎勵,「人們只要發現一只老鼠並交到醫院就會得到1塊錢,人們口耳相傳,大量的老鼠被交到醫院,一共有成百上千只!」不僅如此,他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長每天必須送活鼠一百只給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頭於實驗室解剖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歲的老人都記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有關伯力士的零星資料顯示,伯力士是一名奧地利猶太人,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系。從1919年他就到來到中國的東北。當時中國東北正爆發鼠疫。在哈爾濱,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細菌學專家,成為中國鼠疫專家伍連德最得力的助手。國際聯盟出版的伍連德《肺鼠疫療法》一書中有相當一部分英文內容都是伯力士撰寫的。東北鼠疫之後,他與國際聯盟衛生組織建立聯系,成為國聯的中國鼠疫專家,直到1949年。』


一九四二年參加常德防治鼠疫技術人員合影(紅圈為伯力士)

『1月,他解剖了24只老鼠,發現其中有5只染疫,染疫率達20.03%,2月解剖168只,染疫鼠32只,染疫率19.04%。
「當這些老鼠17%攜帶感染了鼠疫菌時,一場流行病即刻就要蓄勢待發了。」
盡管1月、2月的染疫老鼠已經超過了界線,但是一切靜悄悄的。1月13日死亡的胡嫂,似乎是上一年鼠疫的餘緒,整個一月、二月都在平靜中渡過。
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只老鼠,發現疫鼠181只,染疫率達22.35%,4月解剖350只,染疫的老鼠達到了159只,染疫率達到了44.29%!』

『常德城內3月20日出現第一個生病者,向玉新,男,50歲,住在華嚴庵,是一個商人,24日死亡,敗血性鼠疫。22日、23日、30日連續有人生病死亡,到了4月發病和死亡的人更多,都是敗血性鼠疫和腺鼠疫。4月6日,一個叫陳劉雲的住在法院西街34號的33歲主婦發病,4月9日住院治療,11號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現了烈性鼠疫的傳染——肺鼠疫。
軍警迅速封鎖了法院西街,整條街都用滴滴涕來滅鼠消毒,34號的居民全部被送到隔離醫院留觀。這天下午6時,常德防疫處召開了緊急會議:「主席報告,昨日法院西街三十四號發現最危險之肺鼠疫,此項疫患可由病者說話與呼吸及飛沫傳染,死亡率百分之百,換言之,即凡患此疫者都無幸免。幸檢疫得力、發覺尚早,否則由一人可傳至千萬人而無止境……」』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離醫院檢驗;捕送死鼠必須用瓦罐密封,每只加發獎金到1.5元,其它各自的死鼠要用開水燙死再用火燒滅;學校停課,旅館、浴室、飲食店、妓院停業一星期以觀事態;征用民地以籌建鼠疫公墓。』

『參加防疫的劉厚坤醫師回憶說,「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時即死的」。』

『伯力士在防疫計劃中提以下對策:一,民眾衛生宣傳,但考慮到大多數貧民不識字和為生計忙碌,他認為只進行報紙宣傳、集會宣傳是不夠的,要進行逐戶的講解宣傳;二,預防接種。這一項在常德也極難推進的工作,常德人基本上沒有過打針,很懼怕,民間遙傳打針會導致婦女流產和孩子死亡,伯力士為了減輕民眾的抵觸,特意放寬見了至2歲以下兒童、孕婦和結核病、心臟病等重癥病人可不註射。盡管在所有的醫療機構、常德城的6個城門,水陸碼頭站點進行預防接種,但到了5月鼠疫爆發最熾烈時,接種也只達到28.6%,於是8月只得改為逐戶接種。』

『在伯力士的督導下,常德東門外約三華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離醫院,隔離醫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寬的壕溝,溝里灌滿水,只以一面吊橋與外面相通,這是為了防止帶病菌的老鼠進入醫院。醫院里面設三個病房,每個病房容納40-50名病人。隔離醫院「戒備森嚴,儼然一個魔窟,人們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醫務人員身著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這個隔離醫院先後收治過兩百多例病人,在這期間城里很多人染病後不但不報疫情,更不願送隔離醫院治療,就是死了也不報死訊。」』

『然而隔離院的真實情景恐怕只有從里面活著出來的人,才能描繪,但從里面出來的人少之又少。國民政府留下的檔案中常德鼠疫患者共42人,其中只有5人治愈出院,20歲的楊志惠(當時名為楊珍珠,文革時改為楊志惠)就是其中之一,並且在事隔半個世紀後留下了口述。
楊志惠和13歲弟弟楊彼德及母親住在廣德醫院的對面一間沒有地板的木板房里,因為信基督教,父母給兩個孩子取了教名「珍珠」、「彼得」。兩年前父親被日軍飛機炸死後,一家人靠母親在家門口的街上擺個香煙雜貨攤活命,是常德最貧苦的平民。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學回來,忽然同時發病,兩人的癥狀一樣,高燒,抽搐、淋巴起砣,病勢急重,當時常德流行瘟疫,急重病人都送入隔離醫院,我家左邊隔壁一崔姓鄰居(開棕索繃子鋪)和右邊隔壁一羅姓鄰居(開香腸店鋪),見我母親無能力,就把我和弟弟抬到隔離醫院去治療。」
楊志惠進去的時候,隔離醫院里大約有200多名患者,一堆堆人裹著破衣爛衫痛苦地蜷縮一團,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喊聲,一盞盞鬼火幽靈似的馬燈,映照著一張張憔悴、恐怖的面孔。在徐家大屋建起來的隔離所極其簡陋,室內地面上鋪著稻草作病床,一間房里容納幾十名病人。
「進隔離醫院頭天,我的神智還有點清醒。環顧四周,時不時看到有人被抬了進來。有7~8歲的小孩,也有40~50歲、甚至60~70歲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邊經常聽到哪個哪個被蘆席裹著抬到郊外燒掉了。死者的親人在地上哭得打滾。」
「其中有一個慘狀我仍記憶猶新。那是我到隔離醫院的第二天,我拖著沉重的病體匍匐著去找醫生,只見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絕地在講著什麼。我抬頭一看,大門外有幾個用竹床做成的擔架抬了過來,人群中發出陣陣嘆息聲,擔架越來越近,上面是黑乎乎的一堆。擔架到了眼前,頓時嚇得我臉發白,心亂跳。原來,竹床擔架上的死者燒成焦炭,形體扭曲,各種很難形容的怪異姿勢,只剩了類似人體的輪廓。站在我身邊的一個胖女人,驚叫一聲,用雙手掩住面孔哭泣起來。聽人群說,這些燒成焦炭的人,是被他們的親人們從郊外焚屍堆中搶出來的,然後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嘔吐,一陣頭痛,就昏過去了。」
楊志惠的母親不斷去找同是教會教友的廣德醫院副院長譚學華,求他救救她的兩個孩子,譚學華將姐弟倆從隔離所轉到了廣德醫院。在廣德醫院,姐弟倆都被安排在隔離的小房間里,不與外面接觸,兩人不停地高燒抽筋昏迷,每當抽筋時,母親就把毛巾塞在姐弟的嘴里,防止咬斷舌頭。後來,楊志惠的腹股溝長出巨大的黑色腫塊,「譚醫生對我母親說,這是鼠疫菌造成的糜爛性淋巴腺腫大,給我和弟弟(弟弟長在耳朵後面)做了手術,病情才好轉」。經過6個月零9天的住院,姐弟倆才從死人堆里爬了出來。』

『伯力士、陳文貴等醫學專家們或許無法理解,他們在常德解剖屍體的行為在老百姓中引起了怎樣的恐慌。
恐慌的更大來源是建在常德城的西門外千佛寺邊上的三座焚屍爐,為了阻斷傳染鏈,規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須火化,而且必須由家屬自備燒屍用的柴火。焚屍爐是用舊磚砌的,爐子高大約在3.5米,寬1.5米,深2.5米,分上下二層,上層是燒屍體室和煙囪,下層是骨灰室,每天下午四點開始燒,到第二天早6點結束。每具屍體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燒兩個小時。
常德人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恐怖的東西,這簡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張禮忠老人手繪的焚屍爐

『人們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著被火燒烤一樣。人們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屍體時,總有好些人圍觀,看到的人,就把屍體在火葬爐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於是恐懼情況傳得更遠。」
參加細菌戰調查後,張禮忠訪問了親眼看見燒屍的滿大啟老人,留下了老人的口述,他講述了自己親見的焚屍爐的情景。那一年,他讀中學,和負責火化的保安司令特務排文班代相熟,就要求他帶他去看燒屍體。
「走到火葬場時已擺了七具死屍,每具死屍用舊棉絮或被單從到腳嚴實地裹著,分不清男女,從長短看是五具成人,兩具小孩,這是隔離醫院送來的。文班代下令士兵開始工作,將死屍裝入爐中,屍體周圍放滿柴火,澆上汽油,點燃火,關上爐門。三座火爐發出呼呼的聲音,一股濃煙從煙囪里噴出,煙囪不高,一陣旋風吹下來,使我聞到像燒焦的豬頭的氣味」。
文班代告訴滿大啟,現在燒的是第168具,以後只要見到文班代,他都要問燒了多少人,到焚屍爐停止工作時,文班代告訴他共燒了309具。
人們怕死後被解剖,更怕被火燒,鼠疫加上防疫造成的恐慌在常德越演越烈,人們想盡一切辦法逃離。但常德各城門都設有崗位,整個城都被圍起來,盡管這樣,還是阻止不了人們逃離的腳步。
一開始,誰家死人了還能聽到哭聲,後來人們不哭了,因為哭聲會引來軍警和防疫人員,人死了後他們先想辦法把屍體藏起來,然後再想辦法運出城去。
於是死屍開始逃離常德城。』

『張禮忠老人的四弟張國民、五弟張國成死於42年4月的大流行。當兄弟倆高燒不退神志不清時,心疼孫兒的姐阿么催促父親趕快將孩子送到廣德醫院就診,但父親壓低聲音說,「去醫院不但診不好,還要破肚開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後丟到火葬爐里燒成灰」,阿么頓時不敢響了。
「阿么、父母親、我和大哥五人守護著四弟、五弟,我們悲痛欲絕地眼睜睜地看著四弟、五弟雙目緊閉,全身手腳抽搐不止,最後悲慘地死去。一家人只能偷偷流淚,小聲痛哭!阿么母親叫著兩人的名字輕輕搖著他倆的身體,‘醒來呀,昨天還好好的呀,我的心肝寶貝,好孫兒’。阿么用毛巾捂住嘴,不敢哭出聲,嘴角都咬出了血,當年秋天阿么便因傷心過度而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時候才61歲。」
當時的防疫措施是死者家屬必須在隔離醫院內設的留驗所留驗,留驗時間得滿7天。但留驗所設備不周,感染鼠疫的危險成倍增加,因此沒有人願意送親人去隔離醫院,更沒有人敢於接受留驗,剩下的選擇只有一個,全家協助患者逃離常德,或者藏匿死者。
四更天時,張禮忠的父親先叫人把兩個木匣子用床單包好送出城,自已用兩個籮筐挑著兩個孩子,裝做孩子睡著了,挑著出城躲警報而混過檢查,張禮忠跟在父親的身後,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門外的校場亂葬崗,將兄弟倆埋了。1949年後張禮忠去找兄弟倆的墳,卻再也找不到了。
當年在常德市東門外水巷口的何英珍家,18天內死了6口人:嫂嫂、姐夫、弟弟、侄女,以及從江西老家前來奔喪的伯伯、叔叔,但這6個人都不在政府防疫部門的死亡名單上,原因就是生病之後不敢送醫院,死亡之後通過家里的後門,每次2塊銀元租個小漁船運到德山悄悄埋了。
人們想盡辦法把死去的人藏起來,東門外陳家大屋,有個80歲的老漢死後,家人實在運不出去,就把他埋在自家的屋後的菜園里,一切處理好後,家人才敢放聲大哭。』

『國民政府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後來也承認:盡管火葬是阻斷鼠疫傳染的最好辦法,但常德在實行火葬時「佈置未周」。火葬爐有時候是幾具屍體一起燒,或者用同一爐再燒死亡的老鼠,如此對死者不敬的作法,「遂引起死者家屬之怨恨及一般民眾之反感」。
焚屍爐在發生一件事後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燒一位孕婦時,爐子突然發生爆炸,瞬時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們認為這是一個預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難了,一時間民怨沸騰,謠言四起。
「當地民眾反視衛生防疫人員為寇仇,竟有毆打防疫工作人員者。同時謠言四起,有謂常德鼠疫系衛生人員所偽造,以騙取防治經費;有謂檢驗屍體因外籍醫師伯力士欲挖割眼睛及睪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謂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強迫接受所謂‘預防註射’,凡此種種無稽謠傳,其影響於防治工作之推進甚大」。國民政府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在《防治湘西鼠疫報告書》里說。
伯力士認識到火葬造成的恐慌嚴重幹擾了防疫,而且隨著疫情的發展,三個火葬爐也不敷使用,於是建議放棄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常德東門的隔離醫院邊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來,所有死者經過消毒後一起深埋安葬。』

『李宏華清楚地記得1942年5月6日的那個早晨。他幫助阿公李佑生趕著一群豬從家里出發,前往常德。
李宏華今年86歲了,但73年前的情景一閉上眼睛便歷歷在目:他們沿著田間的小路走,20多頭豬們走得很慢,還容易走散。從馬鬃嶺莫林鄉到盤塘再到石板灘再到常德城有45華里,阿公常走這條路:家里的田里的稻、棉收完了要挑到城里去賣,鄉里沒有的鹽、煤油也要從城里挑回來。這一次他趕在稻子成熟之前的空閑,販了一些生豬,趕到城里交易。
走過旱路到水碼頭的時候,阿公讓李宏華回去,豬上了船後,就一路到常德了,不會再走散了。
阿公是第二天半夜里回來的,早晨李宏華再見阿公時,發現他有點沒精打采,沒有像往常一樣早起,上午在稻田里勞動時也沒精神。:「下午阿公一頭栽在床上,動不了了,高燒。阿公當時50歲不到,正壯年,從來沒有這樣過,一家人慌了神。阿么為他燒紙錢,撒鬼飯,一點也不見效」。5月9號見弟弟的病愈發沉重,阿公住在隔壁的哥哥李耀金責怪侄兒不帶父親去看病,侄兒說自己也全身無力難受。李耀金見此二話不說,背上弟弟,走了十幾里的山路,到漆河鎮去看郎中抓藥。又翻山越嶺地背回來。但回來之後不但沒效,還更嚴重。
「樣子非常嚇人,劇烈咳嗽,口吐血泡沬,阿公的兩個兒子,一左一右跪在身邊,給他擦血沬。10號上午9點左右,沒有說出一句話,就咽氣了。全身紫一塊黑一塊的。」
又是哥哥李耀金幫著張羅喪事,辦棺木、穿壽衣,請道土。就在李佑生的新墳前,主喪的哥哥李耀金突然一頭栽倒在地上,嘴里連喊「拐答」!(常德方言:糟了)
抬喪的人剛抬出一個死的,回來又抬著一個半死的,他的樣子和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樣,5月13日發病,15日就暴死。
阿公李佑生去了趟常德,倒底撞見了什麼?
李家請來的做道場的道士,說是妖邪太重了,加緊做壇念經。後來從阿么、常德和阿公做生意的人口中,李宏華慢慢湊起阿公在常德這一段的經歷:分手之後,阿公的船傍晚才到常德,就在常德大西門莫老板的屠宰行把豬交了,這是阿公經常趕豬來交貨的熟人,當晚在莫老板家吃了飯,找了一家旅店投宿。
當時的常德城6扇城門都有軍警把守,需要註射證才能出入,沒有證的需要接受註射。李佑生說他害怕打針,就花了一塊錢,買了張註射證。他認為自己身體很強壯,沒事。他不知道此時的常德正是鼠疫流行最熾烈之時,肺鼠疫暴發已經20多日。
李佑生在城里轉了一天,想買些貨物帶回來。「下午就感覺到身體不適,想出城門回家,但看到軍警持槍把守,就回來繞著城墻走了一段,買了一根繩子,找到一個城墻缺口處,乘著夜色翻墻出城,沿河急走,連夜趕到家中。」
「阿么起床給阿公煎了兩個雞蛋,炒了一碗棉油飯,阿公扒了幾口飯,覺得口味不好,又要祖母給他倒一杯米酒來喝,便腳都懶得洗就上床睡覺了」。
李佑生兄弟二人的死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和他們有過接觸的人接二連三地倒下。
這就是1942年5月常德桃源縣馬鬃嶺李家灣鼠疫大流行的開端。當常德軍政聯合嚴防死守,想把鼠疫控制在常德城墻范圍之內,不想這樣一個農民的行動,把肺鼠疫帶到了平靜安寧的鄉里。』

『背李佑生去診病,又幫著穿衣辦喪事的是李佑生的哥哥李耀金,於15日死亡;與李佑生第一個接觸,並保持近距離關系的,是他的妻子,李宏華的阿么,陳梅姑,19號死亡;第三批死亡的是李佑生的次子李新陔,和李耀金的妻子朱菊英、李耀金次子李宗桃,他們都是侍奉丈夫、父親的病而死在家中的,他們都為病人擦拭過咳出來的血痰,怎麼可以逃過肺鼠疫的傳染?21號這天最慘,死了5個人,上午9、10點鐘是李宏華阿公的第三個兒子16歲的李惠陔,響午剛過是阿公的已經嫁出去的女兒李春香,她是聽說父母病了趕回家看望的(18號得病,20號送回夫家第八保謝家灣,死在夫家)。下午6點是李耀金的末子李元成、李耀金50多歲的姐姐李月英和74歲的姑母李玉姑。死亡一直持續到30號,一圈圈地向外圍擴散:李家的隔壁鄰居、回家探父母的出嫁的女兒、前來探視的親戚,參加葬禮的親朋。』

『從10號李佑生死到30號,李家本家、姻親和鄰居向國恒家一共死亡16人。這個名單記載於容啟榮的報告書。但報告書里少了一個人,就是來自臨澧縣王化鄉的道士。
這個在方圓幾百里內都很有名道士,在李家做法事捉鬼做到一半時,突然一陣風將祭壇上的燈齊刷刷地全部滅掉,道士被此情景嚇呆,扔下祭壇逃走,回到家中,不幾天也死了,他至死都認為遇到了魔力強大鬼怪,自己反被妖捉了。』

『李宏華當年也得了鼠疫。和他一起發病的還有九個人。鼠疫在這里的命中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李宏華的姑姑——李佑生最小的女兒李玉仙2013年去世,活到95歲。她留下了一段口述,講述了她們十個人生里逃生的經過:「我母親死後的第二天,靈柩也沒有出,我已哭得再沒有淚水流了,我自己也病倒了,人事不醒。我丈夫陳海燕(於1962年病故)怕我死在娘屋里,一肩把我背了回去,我丈夫把我這個「死人」作活人診,請來了老中醫楊春柏,他來我們家後,將冰糖、甘草、雄黃、石灰、山茶熬成藥水,先給我灌了兩碗。他見仍不見效,便用一根竹竿往我鼻子里吹這種藥水。倒也怪,到第三天,我真的蘇醒過來了。又過了幾天,便可以坐起來吃飯了,此後,我那奄奄一息的丈夫陳海燕(他後我10天發病)及我二哥李松陔等10人,都是楊春柏用這種往鼻子里吹藥液的土方子治好的。後來,我們都叫楊春柏為活神仙」。』

『李家經鼠疫沉重打擊,從此人丁稀落,伯父死了,沒有子嗣,李宏華被過繼了過去,叔叔李惠階,當時沒有結婚,在咽氣前,把李宏華的弟弟李安谷過繼給了他。「我們是一個農耕之家,母親織佈,我白天看牛,晚上幫母親踩紡車,一天下來母親能紡2斤棉花。父親種地,租人家的田。家里出事後,我們窮到沒飯吃,辦喪事欠的帳只能賣地還,仍無法償的,李家大屋被人圍住,強行將大梁拆去抵債」,李宏華說。』

在第一圈由常德城傳出的疫圈里,德山鄉死亡419人。

『德山鄉茶葉崗村村民王吉大(1931年出生)母親1942年農歷七月十九日去常德城里看姐姐,一到姐姐就不留她,說城里發瘟,快點回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趕緊回家,當天晚上,就四肢無力,頭痛發燒。因為家里正在收稻是農忙時節,母親強打精神做了早飯,中午不到就手腳抽筋不省人事。「我媽就這樣死去了。死得好慘,口鼻流了好多血水,手和腳痛苦地卷曲著。我嬸娘(已故)給我媽穿衣時費了好大勁才穿好,放進棺材時,我叔父和請的喪夫使勁板壓,才把我媽的手腳弄直。我媽死時才36歲。」
母親葬了不到兩小時,37歲的父親也抽搐死亡。接下來是4歲的弟弟吉雲和2歲的妹妹冬枝,最後一家6口人只剩下王吉大和一個5歲的妹妹桂枝。』

石公橋鎮死亡了1017人。

『老人們的記憶里最早死亡的,是30歲的石冬生,就病了一天多時間。因為是暴死,人們懷疑是不是有冤家放毒仇殺,目標集中在哥哥身上,石東生結婚後沒有和哥哥分家,平時兩家不睦。石冬生死亡事未平,隔壁漁行張春國的妻子又發病,第二天早晨又是暴死。接著石冬生的母親又染病死亡;死神再次交替到張春國家,他18歲的大兒子張伯君,還在讀書,準備放寒假後結婚。從學校回家來,立即染病不起,也是暴死。就在全家為長子張伯君的死悲痛欲絕時,屍體還沒有入殮理葬,張春國自己和女兒又同時染病,父女雙雙慘死。一時間張家全部死絕,屍體擺滿廳堂,無人料理喪事。
張家人死絕之時,隔壁花紗行丁長發家也開始死人。丁家開始於女主人丁長發妻子魯開英,之後,女兒丁月蘭,祖母丁劉氏、管賬先生魏樂遠、丁長發本人、兩個弟弟和弟媳,雇工魯方新,賀第卿等人,一個接一個在一周內全部死亡。
石公橋丁家傳出噩耗,丁家未過門的長媳李麗枝惶恐不安,婆婆暴死,「我自己也十分困惑,難道是我的八字太惡,過門前就克死了婆婆嗎?」
李麗枝沒有想到,只有她成了丁家日後慘劇的見證者和控訴者。
李麗枝的未婚夫丁旭章正在常德求學,得到家人慘死的消息,連夜跑到李麗枝家,拉上她往家里跑,一跨進門檻,李麗枝見到人世間罕見的悲慘一幕:「大廳里橫躺著6具親人的屍體,兩位雇工也已是奄奄一息了。面對這悲慘的情景,我的心已碎了。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隊的醫生來取死者的內臟化驗。我看了看公公的遺體,手臉發烏,兩眼半睜。聽人言,死者的眼睛睜著,只要一抹就閉上了。可誰也不敢把公公的眼睛抹一下,怕染上這可怕的瘟疫。旭章呆若木雞,臉上脹得發紫。」
周圍的人阻止丁旭章久留,他沒有打預防針,很容易傳染,如果行父母之孝的話,就是早早離開,留下丁家的一條根。
李麗枝說丁旭章平日里最為孝順,聽到這話,便拉未婚妻,向公公拜了三拜,匆匆逃離。「靈堂三拜成了我和丁旭章的結婚儀式,因為這天就是我倆的婚期,11月12日,農歷9月24。」李麗枝說。
丁旭章自此以後成了一個一生都鬱鬱寡歡的人,有時不經意間會透露出對別人兄弟姐妹眾多的羨慕,60年代他選擇了自殺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蕭宋成不僅掩埋鄉人的屍體,經他親手掩埋的親人竟有十二位。他的妻子染病後,半歲的小女兒還在哺乳中,母親得病,孩子吃了母親的奶,結果母女兩人雙雙死去。蕭宋成的表兄一家6口來周士鄉捕魚僅8個月,蕭宋成借他30塊大洋剛購置了漁船,結果全家6口加上一個前來依附的表弟,全部死絕;蕭宋成茅草街的老表田學良一家3口,也在荒洲上染疫死亡。死後埋屍燒房都是蕭處理的。
蕭宋成說,當時鄉公所雖盡力處理,但無奈地域廣大,疫病嚴峻,加上還在打仗,人心惶惶,很多死難者難以顧及。據他估計,周士鄉染疫死亡人數可達二千餘人,以至於解放後,此地每當治水修堤時,就會挖出白骨。』

以下為常德鼠疫親歷且幸存者自述:

王華璋,1922年生,今年93歲。世居石公橋鄉王家橋村。

『所有的國外首相對戰爭的看法,我都關心,都知道,我看電視」。他掏出一個巴掌大磨損厲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寫著默克爾勸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歷史問題認錯的內容。他說,對他來說,細菌戰,只要他還活著,就不會成為過去,因為日本人沒有道過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時候,我19歲,第二年在石公橋鼠疫大流行,我20歲了,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
石公橋離常德30公里,日本飛機偏一下就到了我們這里,投了谷米、棉絮。1942年9月(農歷)深秋時,石公橋出現好多死老鼠,白天天氣晴朗時,它們也在街上緩慢爬行,不曉得躲人。米店魚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當時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來住在石公橋西北公里的鄉下,1942年時家里有5個兄弟,2個妹妹。讀了幾年私塾後,母親安排我習商,到石公橋北橫街的熊三順綢佈南貨店做學徒,那一年我13歲,幾年出徒後,就到同一條街上的‘大德昌’綢佈店當采購先生。我雖然年輕,但不打牌不喝酒,得到老板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谷運到長沙、武漢賣掉(一船一千多石),換錢采購上海工廠里出的嗶嘰(一種當時流行的高檔機織佈料)、紡綢運回來。老板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時候,北街開始死人,那一天吃過晚飯,街上突然沸騰起來,和我們在同一街的丁長發魚行里家里加上雇工一共11個人(一個兒子在外上學幸存下來)都死了,成為一時奇聞,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板魚行圍攏的人不少,但又不敢進屋,我也是隔門往里張望,屋里橫一保里的政務幹事周文善,他對我母親說,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現在縣里在石公橋南的鄧家莊設有醫院,到那里治可能能救你兒子一命。
就這樣我住進了鄧家莊的隔離院,當時醫院已經有很多病人,醫生進進出出的。一個個子很高,50多歲的大鼻子外國人讓人抽我胳膊上的血,抽出來抹在玻璃片上。大個子的外國人會講中國話,但講得很慢,他告訴我:‘你幸虧來得及時,遲一天就無法救活了,你得的是鼠疫’。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叫伯力士。他給我一天打三針,吃兩種藥丸,一種是黃色的扁圓的,一種是白色的。一個星期以後,我漸漸的有精神了。
到冬天後,死人少些了。防疫隊在鎮上滅鼠,打預防針,還把我們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樹山用蒸籠蒸,我記得春節時防疫隊還在石公橋,第二年3月份他們才走。
沒有我母親遇事果斷,沒有巧遇周文善,沒有伯力士他們來石公橋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時光如水,把很多東西都沖淡了,但用細菌殺我們的事怎麼能沖淡呢?雖然年深日遠,但永遠也不會忘記。」』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歲。世居常德市新德鄉熊家橋村仲仙坪。

『1942年的時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鄉熊家橋村仲仙坪,以種田為生。父親熊大川、母親魯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用楠31歲,嫂子陳雙英30歲,二哥熊八生28歲,他們3人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是支撐家庭生活的頂梁柱。大哥大嫂有一對可愛的兒子,大的叫熊紹武8歲,小的叫熊紹平5歲。我是父母的麼兒,時年13歲,當時家里有3畝地,又租別人8畝種,每年收成不錯,家境富裕,所以能供我在石公橋國小寄宿讀書,在學校吃住,不是假日不回家,當時我讀到了六年級。
當年10月,大哥每天駕船去砍柴,中午在石公橋上岸吃碗面,有一天他聽說魚行丁長發家正在死人,成了鎮上轟動性事件,大家都去看,他便也去看了一眼。大哥砍柴禾砍到第四、五天的時候,就病倒了,頭痛高燒:後來又四肢抽搐,那病厲害得很,不到天亮他就慘死了,第二天,我得到大哥暴死的消息,從學校趕回家中,看到大哥屍體皮膚烏黑,而我的父母親和大嫂哭得一會便昏死過去一次。
大哥死後,在村里鄉親們幫助下,埋葬在熊家橋村的墳地里,他的墳今天還在。就在我大哥喪事剛辦完畢,誰知第二場悲劇又發生了:我大哥的5歲的小兒子熊紹平病倒了,接著我大哥的大兒子8歲的熊紹武也病倒了,病情與我大哥模一樣:高燒、頭痛、抽搐,兩三天內二人相繼死亡。這還沒完,接下來我的二哥又以同樣的癥狀發病了,3天後死亡。
就這樣,我家在10天內被鼠疫奪去4名親人的生命,還專挑我家的壯年人,大哥二哥成日種稻田,身體多好啊,還有兩個侄兒,正是成長的少年,怎麼說死就死了呢?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樣,我的父母失去了兩個兒子兩個孫子,我的大嫂失去了丈夫和一對孩子,此後,大嫂被迫改嫁另找歸宿。
我二哥死了之後,我父母眼看著我們家只剩我這根獨苗了,深怕我也抽搐暴死,絕了後代,斷了祖宗的煙火,便督促我趕快回學校去。其實他們不知道,正是石公橋鎮流行的鼠疫,讓我大哥得病,並把病菌帶回家的,而我大哥只是去看了那麼一眼。
我回學校不久就發病了,頭痛、發燒,身上覺得很不舒服,食欲嚴重減退,吃東西乏味,但還沒有發展到我兩個哥哥那樣四肢抽搐的程度。學校的走讀生大都回家了,我們班上的另外幾個寄宿生也開始發病,我們班的班導丁介南老師就把我們送到了設在鎮上的簡易醫院,這是常德城里的醫療防治隊設立的,專門收治鼠疫患者。醫院設在鄉公所旁邊的一個天主教堂里,醫生給我抽血,一個外國醫生來給我作的檢查,查完了之後說病情還不算嚴重,治療還來得及。我是後來才知道這個醫生叫伯力士,是個外國來的鼠疫研究專家。我們幾個患病的學生被醫療隊隔離在學校的一間學生宿舍里,每天給我們打兩次針,每天發藥丸,每日服三次,接連打了7天打針後,我的病便開始好了。此時學校也全校停課了,學校直到第二年初才重新開學,開學一看班里少了不少人,那些走讀的孩子得了病回到家里沒有送到防治醫院來治,很多都死了。和我當時―同在學校被隔離治療的同學中還有一個女同學現在還在世,住在常德城里,她可以作證。
現在回想起來,我算是不幸者中的萬幸者。令我終身痛恨的不是鼠疫這種病菌,而是撒播這種病菌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我們一家人死了4口不說,幫我家辦喪事的人也被傳染而死。村里不像石公橋,有防疫隊,只知道死人卻毫無辦法,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我是參加細菌戰調查後,才知道當時全村120多戶人家,有73戶染疫死亡了人。」』

曾曉白 1940年10月11日出生,今年75歲,世居常德市周家店鎮柳溪灣6組。

『曾曉白在鄉間是一個有文化的人,他在周家店鎮柳溪灣、他的家鄉的瓦垱中學教了一輩子的書,直到退休,他自己是初師畢業。曾老師教國中孩子的語文和政治35年,但他告訴我,他從來沒有向他的學生教過日軍在中國、在他的家鄉使用細菌戰的內容,因為教材里沒有寫,他沒有機會教。直到2000年,經日本和平人士發動開展細菌戰受害調查、中國受害者赴日訴日本政府等一系列事件,才推動本地的鄉土教材里寫進了細菌戰,那是一種聯考不會考的輔助性歷史教材,曾老師才結合自己的受害經歷給學生們講這段歷史,但此時他已經退休了。』

『1942年,周士鄉向家榨房的向資行家發生了鼠疫,他的兒子向道華,女兒向蘭英,孫女向淑蘭三人染上鼠疫後僅兩天就相繼而亡,此後,便迅速蔓延流行到附近村寨的許多農戶,我母親的姑母胡友姑、舅奶熊再姑、表弟蔡坤生祖孫三人染上了鼠疫,不到五天時間就被中毒身亡:那時,我剛剛兩歲,還沒有懂事,我母親23歲,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媳婦。當時母親帶著我回周家店集鎮的外婆家里,外婆家得知親戚家發生了人瘟死了人,於是我外祖父母和母親帶著我前去吊唁。突然間,我母親和我身體都感到不舒服,頭疼、時冷時熱,當時把全家人都急壞了,我祖父曾貴白急中生智,說在石公橋有醫院,聽說是外國醫生能治這個病,於是當機立斷,叫人把我和母親送往石公橋醫院,經伯力士醫生檢查是鼠疫感染,便連忙打針吃藥,才轉危為安。
我和我母親都活了下來,真是太幸運了。我們柳溪灣這個小小的村子,當時只有489人,短短20天,就死了158人。我當時小,不懂事,後來參與調查才知道有多慘。村里的曾廣達,是一個武學教頭,在家里辦了個武學館,學生有來自石公橋、鎮德橋、大龍站的20多個人。曾廣達作為教頭天天舞槍弄棒,身體是全村里最強的,可是鼠疫偏偏發生在他家。先是他的兒子曾紹生,兩天之後是他老婆,再接著是他,只得病一天,就死了。就這樣,人傳人,戶傳戶,村傳村,只有十多天,就死了31人,年紀最大的曾廣茂,70歲,最小的曾妹芝看只有2歲。不僅人死,豬、牛、狗也死。死人之快,死人之慘,真是無法言表,真正是一場空前之浩劫哪!」』

陳國建 1931年3月出生,今年84歲。世居石公橋鎮周士鄉瓦屋垱下陳家。

『「1942年10月石公橋流行鼠疫時,我11歲。在石公橋高小讀6年級,是寄宿生。石公橋一條街鼠疫先發生在北街,我們學校在南街。開始死人時我們還在上課,後來死人多了學校就放假,我就回了家。
回到家里,發現村里、家里都在死人。我的伯伯克銑的女兒卯香先得病,也就是只有2天的功夫,就死了。我和我的三個姐姐梅香、文香、桃香,叔叔克權都生了病,開始了發燒、頭痛,身上起淋巴。我是家里的獨苗,我父親到了34、5歲時才生了我這一個兒子,父親當時就急了,背起我就往石公橋鎮跑,送我去醫治。誰知半路上都設了卡子,石公橋作為疫區被封鎖了。我父親又背著我回來,雇請了一只小船,乘夜色沿水路把我送到了石公橋。當時石公橋國小校已改成臨時醫院和隔離所,我們的教室,都變成了病房,上下鋪,一個教室里住著20多個人。我住的教室門口沖著一條大街,我躺在那里,看著大路上每天不停地有抬死屍的經過,有的時候同時過幾組。但我們教室里的病人死的人很少,大都康復了。我回到家,才知道,我住院後,我的三個姐姐和叔叔都死了,唉,我父親重男輕女啊,那時候女人的命不值錢。當時也是條件太差了,我父親送我到石公橋還是偷偷摸摸的,再送三個姐姐就不太可能了。我活了,我的三個姐姐卻都沒了,當時治療不要錢,要是能送去她們一定也能活下來的,可鄉下送不到鎮上的醫院里啊!
復學了以後,我才知道給我從頸部抽血化驗、我們叫他‘俄國佬’的高鼻子醫生,是伯力士。他救了我5天,我才脫離危險。我的生命是伯力士醫生給的,我要感謝伯力士醫生再生之恩。」』

向道仁,1933年5月21日,今年82歲,世居常德周家店鎮。

『「我家里當時有父母、一個哥哥和我,過著半耕半農的生活。1942年10月我哥和我外祖父在洞庭湖里打漁,每天收獲了鮮魚後,運到石公橋魚行里出售,我當時9歲,住在石公橋響水垱村的姨夫家里。
我哥和我外祖父可能是在石公橋魚行賣魚時染上了鼠疫,他倆在駕船返回捕魚地的路上,雙雙死在船中。家里幾天不見人歸,便去尋找,才發現他們已經在船里腐爛了,於是拆下船板,就地上岸把他們草草掩埋。而我在姨夫家里並不知道消息,但鼠疫也追到了這里,就在我哥和我外祖父死亡的時候,我大姨夫的侄兒易惠清和他的弟媳也染疫,兩人在同一天死亡。他倆在得病時,我幫助作了些護理的小事,死後我又幫著撫屍入棺。當天夜時,我就開始發燒,頭痛,陣寒陣熱。家里人怕我也會死,當夜把我往石公橋送,當時石公橋建了一所隔離醫院,我被送到一所國小校改的醫院里,給我治療的是一個外國醫生,後來我是在進行鼠疫受害調查,查閱當年的防疫資料時,才知道有個外國的防疫專家叫伯力士,我想就是他救活了我。經過一周的打針吃藥,我奇跡般地脫離了危險,才有幸活到今天。」』

『向道仁,他是周家店的調查、統籌人,一見面,便用一口純粹的常德鄉音呤出一句民謠:「路上尋屍骨,湖中哭親人。時聞死屍臭,目睹無人舟。四野無農夫,百里少人煙。」
這是一首他做的詞,詞牌為《浪淘沙》:
「東亞共榮圈,換日偷天。日軍空投細菌彈,殺我同胞千百萬,苦不堪言;
血債要償還,漫道雄關。世界風雲多變換,同仇敵愾審惡魔,歷史公鑒。」
他說這是2002年聽到對日細菌戰訴訟一審敗訴消息時,悲憤的心情難抑,脫口而出的一首詞。』


在古代屬於亡國滅族級別的疾病。
輕松改變歐亞大陸人類文明發展進程。
可與之比較的是天花,輕松改變美洲大陸歷史進程。

現在的話,在《傳染病防治法》里面的甲類傳染病排名第一,行話叫「一號病」。頗有一種「He Who Must Not Be Named」之感。

不過也就那樣,重視就好,恐慌就不必了。

挖坑待埋。


說到鼠疫,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家鄉通遼。一個默默無聞的草原城市,坐落在內蒙古東部,他建城時間很短,但是在這段短短的歷史中,鼠疫說不得不提的問題。
一九四七年,說通遼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年,鼠疫的大爆發讓這里成了一座死城。我聽長輩說過提起過但是了解到不多,所以後面會轉一篇通遼之窗網站的文章。我的長輩說:當時的情況有多恐怖呢,前一天和一個小夥伴一起玩,晚上各回各家了,第二天早上再去找他玩,就已經死了;當時的防疫人員會註意觀察煙囪,誰家的煙囪幾天沒冒煙了,就知道這家人死絕了,然後去收屍。
因為這場鼠疫爆發的時間距離日本鬼子投降時間很近,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隊又距離的不遠,盛傳這場鼠疫說日本人投降前故意放出來的。當然,我沒看到確著的證據。
下面是引用的文章。

通遼地區,原為蒙古族放牧的草原,1914年建通遼鎮,從此通遼人在這里開墾了大片肥沃的可耕地和豐饒肥美的草牧場。然而在通遼歷史上有過這樣幾句話:「黃鼠遍山野,勝過牛羊群,傳染鼠疫病,九死無一生。」

傳說通遼建鎮前也曾發生過鼠疫,而建鎮後的三十幾年內,通遼地區鼠疫年年發生。1947年5月,人間鼠疫在哲盟蔓延至5個旗縣,而通遼城最為嚴重,每天平均死亡100多人,有時達到160人,甚至有的整戶感染了鼠疫,生者不能互相照顧,死者無人裝殮掩埋,在大街小巷隨時隨地可以見到或坐或臥的患者以及病死的人。

對於通遼地區的疫情,東北行政委員會和遼北省委十分關註。1947年9月東北行政委員會派出東北防疫機動大隊四個中隊150餘人,在大隊長張傑藩的帶領下來到哲盟;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白希清副部長又親自帶領哈爾濱市的醫務工作者、防疫隊和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的一批醫生趕至哲盟;遼北省政府的防疫隊、遼吉軍區防疫隊也先後到達哲盟,洮南縣雖屬疫區但也派出了6人防疫小分隊。這支共有300多人組成的防疫隊伍給通遼地區帶來了防疫知識、技術力量、藥品醫療器械,並配合當地防疫隊伍對城鄉人民普遍進行鼠疫疫苗的預防註射,對鼠疫患者進行較好的藥物治療。經過多方治療,隔離所70%的人終於陸續出院。

1947年11月蘇聯紅十字會半月協會的防疫隊由防疫專家麥斯基率領32人來到哲盟,帶來許多新藥品無償地捐贈給中國防疫隊。蘇聯防疫隊專門承包了通遼的積善屯以及周圍村屯,建立多處患者中心收容所,擴大對患者的治療。

1948年1月5日至2月8日,對通遼火車站(舊址)附近的墳地進行清理,取屍焚燒深埋,共翻埋處理屍體1710具,屍體碎骨318件,古墳518個,掘墳2546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0年,東北人民政府確立通遼縣為「消滅鼠疫試驗縣」,提出「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和「三年內消滅鼠疫」的要求,按照上級指示精神,通遼縣人民政府健全防疫組織,加強環境衛生管理,滅鼠滅蚤,積極進行預防註射。全市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同鼠疫進行不懈的鬥爭,鼠疫的流行范圍逐年縮小。至1953年,全縣鼠疫患病人數由1947年的15710人下降到13人。

1958年6月12日至19日在通遼召開「全國根除鼠疫現場會」,發出「動員人民民眾在三五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拔除鼠疫疫源性」。1960年防疫工作進入全面預防、重點消滅鼠疫疫源的新階段。同年6月25日至7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國家衛生部在通遼市召開「全國消滅鼠疫現場會」,中央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鐸、候補書記胡昭衡,遼寧省副省長王梓木,蘇聯專家納依金,中直機關、解放軍代表,以及17個省區的衛生廳長和專家學者261人參加會議。推廣通遼市的滅鼠做法,交流各地滅鼠經驗。1961年按照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關於《鼠疫防治方案》要求,結合通遼縣具體情況,繼續推行「三級負責制」行之有效制度。

1965年通遼縣清河北、遼河南,其滅鼠指標分別達到每公里無鼠無洞和不多於1只黃鼠。經驗收,全縣84個生產隊滅鼠面積占總面積98.7%,平均鼠密度為每公頃0.64只。1969年,通遼劃歸吉林省後,滅鼠措施和組織形式按部隊的班排連編隊,並組織三級滅鼠拔源宣傳隊深入基層廣泛宣傳。

1972年,貫徹吉林省6號文件「滅鼠拔源」的規定,實行生產結合滅鼠的做法。當年滅鼠投入技術骨幹1416人,其中,草原滅鼠100人,結合生產滅鼠383次。等到1985年7月至8月,對通遼縣4個鄉鎮、12個村進行黃鼠密度考核,360公頃土地面積捕獲黃鼠26只,平均鼠密度為每10公頃0.72只,當年沙土鼠在全縣境內消失蹤跡。1987至1992年,鼠疫防治工作連續6年完成自治區、盟下達的鼠疫監測任務。1992年,市防疫站鼠疫血清檢測點,設在通遼最後一個人間鼠疫疫區,即民主鄉腰營子村,在進行大量流行病學調查之後,經全國鼠佈基地、中央流研所和哲盟地病站專家鑒定,排除鼠疫流行。

來源:科爾沁都市報  作者:文/胡宇萍整理


我的家鄉,科爾沁。最聞名的不是草原,不是沙化,而是世界十大鼠疫源地、中國鼠疫源地之首。
1943年到1947年,還不發達的城市每天都死去數以百計的人和牲畜。很多處「萬人坑」,到處都是墳。1948年對火車站附近的墳地進行清理,取屍焚燒深埋,共翻埋處理屍體1710具,屍體碎骨318件,古墳518個,掘墳2546個。
這些數字其實只是數字,對我而言感受最深刻的莫過於我在讀國小,正趕上家鄉城市化建設如火如荼的時候,到處都在開發樓盤,但凡是開發樓盤,無論在城市的任何角落,挖地基絕對會挖出屍骨。離我最近的就是我讀的國小要新蓋一棟逸夫樓,挖地基的時候就毫無懸念的挖出了骨頭。蒙古黃金家族後代的英雄沒有戰死沙場,卻敗在了細菌。這就是我所理解以及看見的鼠疫。


傳染病界的伏地魔


寫在前面:
答案里有很多關於鼠疫的危害,不過好像沒人提到一位在鼠疫防治歷史,乃至檢疫防疫事業歷史不應該被忘記的先驅,有興趣的可以看看。

伍連德——曾是距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撲滅東北大鼠疫,拯救億萬生命,卻被我們遺忘了!!

 

第一個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

中國歷史上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

他主持並主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

他是中國海港檢疫管理處第一任處長

他起草了中國第一部海港檢疫章程

他在國際學術界第一次創立「肺鼠疫」學說

……

他是中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先驅

中國現代醫學的開創者

01.

24歲,在劍橋大學拿了5個學位

伍連德,祖籍廣東新寧(今台山縣),1879年3月10日出生於馬來亞北部的檳榔嶼,父親伍祺學是開設金店的僑商。

伍連德,不是學霸,而是學神。

他7歲考入英國人設立的檳榔嶼公學,17歲考取英國女皇獎學金,赴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學醫。

 

在劍橋,他勤奮刻苦,多次獲獎金和獎章。先後在英國聖瑪麗醫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從事研究,曾師從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梅奇尼可夫和霍普金斯

1903年,伍連德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出色地通過了劍橋大學博士考試,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

身著劍橋大學博士服的伍連德

 

除了博士學位,他還拿到了醫學學士學位、文學學士學位、外科學碩士學位、文學碩士學位

那一年,他年僅24歲。

 

02.

臨危受命,4個月撲滅百年不遇的大鼠疫

1904年底,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檳榔嶼,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

1907年,他應袁世凱之邀回國服務,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職)。

1910年12月,一場百年不遇的鼠疫在東三省爆發了。

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龍江兩省死亡達40000人,哈爾濱一帶尤為嚴重,每天近200人死亡。

 

彼時,清政府尚無專設的防疫機構。沙俄、日本均以防疫為由,準備搶奪東北控制權

迫於形勢,清政府委任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到東北領導防疫工作。

伍連德臨危受命,走進死亡之城,站到了世界鼠疫鬥爭的最前線

雖然年僅31歲,但他熟諳細菌學、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學。

他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不避艱險,深入疫區調查研究,追索流行經路。

1911年,伍連德在他的第一個鼠疫實驗室里工作

 

確定傳播源為鼠疫後,他果斷采取加強檢疫、控制交通、隔離疫區、火化屍體、收容病人等多種防治措施。

1911年,防疫人員在城里收集屍體

 

鼠疫,綽號「黑死病」,曾在16、17 世紀肆虐歐洲,造成 2500 萬人死亡。

一旦失控,後果不堪設想。

就是在疫情快速蔓延、沒有特效藥、日俄帝國主義環視掣肘等的不利局勢下,伍連德以絕世無雙的醫技,強大的組織能力,在不到4個月時間內,就撲滅了這場震驚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拯救了億萬生命。

伍連德(前排左三)與他的領導的抗擊鼠疫組成員

 

可謂「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這次行動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動,伍連德采用的很多防疫方式直到今天,仍舊是人們面對突發傳染病流行的最佳手段。

作為抗擊東北鼠疫的總指揮,伍連德以「鼠疫鬥士」名揚世界。

在隨後的幾年內,哈爾濱又發生霍亂,東北再次發生鼠疫。1926年,又發生全國性的霍亂。正是在伍連德的領導下,這些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03.

虎口奪食,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檢疫主權

在伍連德的推動下,中央政府成立了專門的防疫機構,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為國家的一項事業而重視起來。

然而,讓伍連德心痛的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海港檢疫權與海關主權一並被帝國主義把持,由外籍醫生擔任檢疫醫官,為外國人服務。

工作中的伍連德

 

辛亥革命後,伍連德多次呼籲「自己辦檢疫」,提出收回檢疫主權、統一全國檢疫事宜的主張。

1923年,伍連德未雨綢繆,派人赴丹東、滿洲里等地主持陸路檢疫工作,為中國收回檢疫主權做準備。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會議在檀香山舉行時,伍連德力陳海港檢疫改革之必要。

1926年,伍連德再次倡導檢疫主權應歸屬中國,由中國人擔任檢疫醫官的主張。

1929年12月,伍連德與來華的國際聯盟衛生處據理力爭,終於達成協議。隨後,伍連德受命負責收回檢疫主權事宜。

1930年7月1日,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成立,伍連德任處長,接管了外國控制的海港檢疫機構。

1930年代,伍連德任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

從辛亥革命後的首倡,到1930年的事成,伍連德為此奮鬥了20年。

正他的勇氣、擔當與堅持,丟失半個世紀的檢疫主權終於被收回,中國衛生事業由此打開了新的局面。

伍連德與外國學者

 

04.

獲諾貝爾獎提名,開創中國現代醫學

梁啟超這樣評價伍連德,「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即伍連德)博士一人而已!」

基於肺鼠疫方面的實踐和研究,伍連德獲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提名,成為中國歷史上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

他著述頗豐,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論及公共衛生、傳染病流行病、醫學教育、海港檢疫題等。

1913年,伍連德就在國際頂級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發表論文《旱獺(蒙古Mamort)與鼠疫關系的調查》

他先後發起成立了中華醫學會和中國防癆協會,任會長或常務理事重要職務。

他主持興辦了北京中央醫院(今位於白塔寺的北京醫科大學人民醫院分院)、東北陸軍總醫院(現中國人民解放軍202醫院)、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等20多所醫院和醫學院校。

 

1918年1月,伍連德創建並任第一任院長的北平中央醫院落成揭幕

在他的領導下,東北防疫總處成為了世界上最頂尖的瘟疫研究機構,在疾病防疫、科學研究上居世界領先地位。

伍連德多次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多次擔任國際醫學聯合會、遠東熱帶病學會等國際組織主席,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

1911年4月,萬國鼠疫研究會與會者合影。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伍連德被推舉為主席

1927年,日內瓦國際聯盟衛生組織(今W.H.O前身)授予其「鼠疫專家」稱號。

1983年,國際著名流行病學家J.M. Last主編《流行病學詞典》,伍連德是惟一被列入的華人科學家

伍連德在國際、國內一些重要場合,都會身著劍橋大學博士服,希望借此會向世人展示:中國人很聰明,有智慧,一樣能夠在科學領域做到世界頂尖

他做到了!

伍連德的一生豐富多彩、曲折坎坷,見證和親歷了從晚清到民國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

他出生在國外,卻心系祖國。

他接受的是外國教育,卻秉持著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

他熱衷科學研究,卻主動走出實驗室,救死扶傷。

最難得可貴的是,是他的民族情懷

在歷史的洪流中,伍連德沒有如浮萍般隨波逐流,而是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

1904年,他在馬來西亞開設私人診所,熱心為當地華僑服務。

1915年,在一次抗日集會上,工人張泰沉痛講演,刺腹血書「誓死報國」。他深受感動,親自救治張泰。

1925年,哈爾濱市民眾聲援上海「五卅」慘案受難同胞,他參加義演,募集善款。

1930年,他呼籲20年,終於收回被帝國主義把持半個世紀的檢疫主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拒絕與日本合作,被日軍誣陷為間諜,險些喪命。

他完美詮釋了

什麼是真正的

國士無雙

 

晚年雖遠居海外,但伍連德一直眷念為之奮鬥一生的祖國

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傳《鼠疫鬥士》一書序言中寫道:

我曾經將我的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那一切在許多人的腦海里記憶猶新,中國是個有五千年歷史的偉大文明古國,歷經世世代代的興衰榮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更加繁榮昌盛。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逝世,享年81歲。

28歲那年,他回到中國,將一生最美好的時光獻給了祖國,造福了億萬人民

今天,他的名字與事跡卻鮮為人知

追憶、紀念伍連德先生

感謝他,在100年前,以驚人的勇氣與擔當,迸發出耀眼的光芒,將人類的星空照亮。

 

整理自世界華人周刊

作者:洋流


劉廷 已經說得很全面了。補充一點,根據傳染病的分類來說,甲類只有鼠疫和霍亂兩種,SARS、禽流感、艾滋等均屈居乙類,嚴重程度可見一斑。
死神魅影:鼠疫
以下來自百度百科:

《傳染病防治法》根據傳染病的危害程度和應采取的監督、監測、管理措施,參照國際上統一分類標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將全國發病率較高、流行面較大、危害嚴重的39種急性和慢性傳染病列為法定管理的傳染病,並根據其傳播方式、速度及其對人類危害程度的不同,分為甲、乙、丙三類,實行分類管理。

一、甲類傳染病
甲類傳染病也稱為強制管理傳染病,包括:鼠疫、霍亂。對此類傳染病發生後報告疫情的時限,對病人、病原攜帶者的隔離、治療方式以及對疫點、疫區的處理等,均強制執行。

二、乙類傳染病
乙類傳染病也稱為嚴格管理傳染病,包括: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質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熱、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腦炎、登革熱、炭疽、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結核、傷寒和副傷寒、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兒破傷風、猩紅熱、佈魯氏菌病、淋病、梅毒、鉤端螺旋體病、血吸蟲病、瘧疾、甲型H1N1流感(原稱人感染豬流感)。對此類傳染病要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和防治方案進行預防和控制。其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這四種傳染病雖被納入乙類,但可直接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三、丙類傳染病
丙類傳染病也稱為監測管理傳染病,包括: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風疹、急性出血性結膜炎、麻風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傷寒、黑熱病、包蟲病、絲蟲病,除霍亂、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傷寒和副傷寒以外的感染性腹瀉病。


謝邀,

中國歷史上,1644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禎十七年、永昌元年、順治元年,北京這座千年古都,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年之內,紫禁城的龍椅上坐過三個皇帝。三百六十多年間,後人對那一年發生在北京的歷史,以及對中國的影響的探討經久不衰。


幼時接觸這段歷史,是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個資源貧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讀那本小冊子。這篇成於抗戰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順軍入城後腐化變質的觀點,以至幾年後大軍進北京之前,毛澤東也據此告誡就要奪取天下的共產黨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訓。
歷史真的是這樣嗎?究竟是什麼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明王朝從萬歷年間開始走向衰敗,滅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過崇禎十七年?崇禎雖然為人猜疑多變,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還算是個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滿清皇太極新喪,多爾袞上台,內部不穩,暫時不會大舉入寇。各地民變蜂擁,可是富饒的江南完好無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為什麼偏偏就躲不過去?
李闖雖然一路斬將,也不過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輕外省,歷來在北京集結重兵。三大營號稱47萬,雖然虛額很多,但半數應該有的。戰鬥力固然不強,可是滿清多次兵臨城下,京營也算得上久經戰陣。北京的城防甚為堅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敵兵臨城下都無法攻破。崇禎年間滿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營野戰也許不濟,守城起碼能堅持數月,此外還有紅衣大炮的幫助。闖軍攻堅能力很差,一個寧武關就損失上萬精銳,為什麼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禎遲遲不南遷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釋,君王死社稷是壯烈,可是有哪一個願意當亡國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為陪都,太子駐南京前朝也曾有過。崇禎不至於昏庸到這種程度,以致後來因為皇統的問題使南明覆滅。可以說崇禎在闖軍逼近時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這個信心,否則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種說法是崇禎恨百官有逃命的企圖,故意不讓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樹上吊死,這種推測未免太離譜。應該說崇禎在闖軍逼近時是不相信城陷的,吳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闖軍頓於堅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馬也會陸續開到。崇禎不需要長期守城,只要能堅持個把月就會轉危為安。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李自成兵臨城下之際,派出太監杜勛為使與崇禎議和,開出的條件是:「議割西北一帶分因而王,並犒勞軍銀百萬,退守河南」 ,「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遼藩,但不 奉詔與覲耳」 。眼看就要進城了,竟然開出這麼優惠的條件?而崇禎在社稷顛覆的時刻居然不應允。李自成已經占據了陜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樣。而且他也已經自立為王了,現在就是掏出一百萬銀子的事,還可以借助他去剿滅張獻忠等寇,甚至抵抗滿清。即便將來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國亡強一萬倍。假設崇禎接受這個城下之盟,李自成就會解圍而去,丟掉到手的勝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雙方認定北京牢不可破,這個錯誤判斷從何而來?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順軍東進,其目的不是要奪取天下,而是掠奪。後人因事而論,認為李自成以為時機成熟,所以來取北京。實際上東征路上他幾次想後撤或者轉向,尤其是寧武關損兵折將以後。如果不是大同守軍來降,也許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順的君臣依舊沒有想到有可能輕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僅四十天,經山海關一戰,之前攻無不克的大順軍潰不成軍,從此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役。如果說是腐化變質的話,四十天內截然不同很難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軍不少,比闖部更貪婪的比比皆是,從來沒有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失去戰鬥力的。比如黃巢部,撤出長安後還能夠南征北戰。相比之下,闖部是進入京城時間最短的,可是戰鬥下降最厲害的。
如果說李自成的部隊本來如此,又很難解釋之前的戰績。有人認為他帶入京的沒有那麼多人,山海關一戰精銳喪盡。可是留守陜西的部隊那?還有一種說法是流寇的緣故,所以太平天國才能長久些。可是太平天國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後不走了。李自成此時已經在西安紮下基業,算不上流寇了。東進時後方和沿線肯定留下不少人馬,這批沒有受到損失的人馬怎麼也沒有戰鬥力了?
崇禎守不住北京是因為眾叛親離,李自成為什麼稱帝後即刻撤走?山海關一戰,吳軍和清軍是慘勝,連乘勝追擊的能力都沒有。李自成雖然傷亡慘重,可是沒有全軍覆沒,為什麼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餘萬人討伐吳三桂,他帶進京的遠不止此數。當時北京新定,一定會在北京留下重兵。還有三大營的降卒,這些加起來應該還有幾十萬,為什麼不守一下,而是倉皇而去,讓吳三桂追得如喪家之犬?
還有一種說法,在山海關損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銳。即便這樣,其他二流部隊應該也有一點的戰鬥力。李自成不會把所有精銳都帶到山海關,因為京城三大營的降卒那麼多,需要留下親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縱橫幾十年屢敗屢起,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戰鬥力最強的,即便受損失,也不至於沒有還手之力。還有其部下將領,為什麼這些久經戰場的將領撤出北京以後就再沒有出色表現?這種全軍判若兩人的情況究竟是為什麼?相比之下,張獻忠部也是一戰而潰,後來還有李定國連斬名王,李自成手下為什麼這麼草包?以往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哪里去了?
進京之前也進過城,洛陽西安,這些都是大城市,為什麼偏偏進北京就徹底腐化了?從北京撤出來,最後連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殺也好出家也罷,最後不是眾叛親離,而是有一支人數眾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軍。
李自成帶到北京的不是烏合之眾,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擺設,在山海關和關寧鐵騎交鋒時表現不俗,也說明腐化之說不正確。起碼在山海關前,闖部是能戰的,為什麼只有一戰之力?


再看看在這時舉足輕重的吳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棄寧遠,三月十六日到達山海關,對於一支軍民攙雜的20萬人來說,這個速度不應該是故意磨蹭了。吳三桂是可以丟下百姓飛奔北京,可是當時李自成還沒到北京,沒有必要十萬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畢官兵家眷和遼東百姓的吳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這一天京城已經淪陷了。這個時候,說明吳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駕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禎死訊傳,吳三桂歸降大順。三月二十七日,吳三桂到達距離北京約二百六十餘里的玉田,獲悉大順軍在北京奸淫擄掠,拷打文武貴戚索要金銀,吳家亦牽連蒙難。是夜「恫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掉頭奔襲山海關。這四天中發生了什麼?
吳三桂叛後,李自成親征,說明在他眼里吳三桂是個勁敵,否則派劉宗敏等就可以了。這麼重要的一個人,為什麼幾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吳家索要金銀和陳圓圓?明朝官員投降的很多,對擁兵的武將,李自成從來是優待的,為什麼偏偏對吳三桂這麼嚴厲?說明拷打吳襄甚至索要陳圓圓都是子虛烏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手下的軍士也未必肯。當時各地相繼投降,怎麼唯獨吳軍鐵板一塊,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為明朝報仇也說不過去,因為吳是先降後叛,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吳三桂是遼東軍人集團的代表,不是個魯莽的武夫,所作所為要從遼東軍人集團的利益著想,否則部下不會絕對服從的。背關和李自成決戰,風險極大,即便滿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馳騁中原的勢力,勝負很難預料。在人心不穩的崇禎十七年,為什麼吳三桂部隊就那麼齊心?
山海關一戰,吳部傷亡慘重,居然能對李自成窮追不舍,連戰連勝,和在山海關前勢均力敵的情況截然不同。可是為什麼又突然不追了,就因為李自成放歸陳圓圓?吳三桂這麼重色輕家仇國恨的話,怎麼可能有人為他賣力?滿清也不會讓他西南王之的。
最後是滿清,山海關一戰只動用了兩個旗,可以說和其他北方遊牧民族相比,滿清奪取華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際正好用兵。可是為什麼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沒有下江南,而聽憑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爾袞加上范文程洪承疇,都應該知道最危險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後果然有李定國,鄭成功高舉復明的大旗,只不過功虧一簣。還有那些以搶劫為目的的滿清親貴,都應該知道西北殘破,江南才是富饒之地。為什麼滿清白白地耽誤了這一年的時間?如果沒有左良玉清君側,清兵或許很難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間的北京,什麼東西牽動著歷史?

歷史在後人眼里是規律是必然,在當時人眼里是無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歷史,起碼是局部的歷史變幻莫測。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視,因為他們眼里是既成事實是十足的理性。歷史不可能假設,但歷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說被當時人甚至現代人忽視的東西往往是歷史的真正動力。
在這個星球上,人類是主宰,可是除了人類之外,還有動物植物和自然環境,這些非人為的東西一樣能造就歷史,因為歷史不僅僅屬於人類,歷史是這個星球的日記。1644年在北京,決定歷史的不是哪個人,哪一群人,而是無處不在的肉眼看不見的細菌。
1644年,人們還不知道細菌為何物,盡管它們比人類的歷史長得多。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大疫往往代表著細菌造成的傳染病流行。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後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從萬歷年間開始,山西開始出現瘟疫。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兩年為高峰。河南江蘇在崇禎十三年到十七年間也多次出現大疫。北京附近,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有大疫。崇禎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並且傳入北京,明史雲:「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況一樣,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北京大疫進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間。
這個橫行華北的大疫究竟是什麼?「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 ,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烈性傳染病:鼠疫。當時人們不知道傳播途徑,因為每次流行都見到死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關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後,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國人耶爾森從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離出一種桿菌,證明這種桿菌是鼠疫的病源,人們才開始對鼠疫有了認識,並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對鼠疫,人們只能束手待斃。
歷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紀消滅了歐洲將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過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間、耗子和人之間傳播的。其發病很快,死亡率極高。但這種病初發地要高溫潮濕,象地中海邊的意大利。同時衛生條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處都是。華北在明代雖然衛生環境不怎麼樣,可是氣候幹燥有冬季,不適合跳蚤大規模繁殖,為什麼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華北流行的鼠疫潛伏期長,死亡率沒那麼高,身上沒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現象,以致迄今還有人認為不是鼠疫。
這個問題在20世紀初東北鼠疫大流行時由一代名醫伍連德找到答案,證明鼠疫有兩種。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過跳蚤傳播。在中國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過呼吸道傳播,有效預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們哪里知道何為口罩?直到359個春天以後,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這一次是薩斯,也是經呼吸道傳播的烈性傳染病,高發期也是春天。
這也證明了,北京春天幹燥的氣候適合呼吸道傳播的病源生存,使它們在離開人體後能存活一段時間。流感如此,薩斯如此,鼠疫也如此。當李自成兵臨城下的時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發的關鍵時刻。聯想一下薩斯在北京時,那種恐慌的情況,如果有敵人,怎麼能守得住?三個城垛一個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營再虛額,十分之一也會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這難道是人心渙散?殺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來兇殘,難道大家情願受死?是因為鼠疫流行,感染以後身體虛弱,無能為力。
北京人滿為患,正好利於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環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間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宮里的崇禎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這才有議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懲罰性地攻一下城,沒等開始,守城的便紛紛獻城。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再守下去就是一個死城,獻了城至少還可以出去找條活路。如果沒有鼠疫,再不濟事,靠著大炮和堅固的城防,怎麼說也能堅持幾天吧?
李自成就這樣連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輕易地進了北京,同時連自己都不敢相信地發現他夢里繁華的京城現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進了京的沒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經立國了,這麼輕易地進北京,不登基等什麼那?於是大順的精兵良將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營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編,無數的密切接觸機會。鼠疫便開始在這些外地人中間流行開了。四十一日迅速喪失戰鬥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滿城的咳咳細菌。
既然已經拿下京城,為什麼那麼急向官員們追繳,難道不知道穩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沒有辦法,宮里空蕩蕩,老百姓貧病交迫,只有官員有油水,萬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趕緊撩腳丫子。其實這並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為,古來叛軍入城,都是燒殺奸淫掠奪,以已經被醜化了的歷史記載來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貴族被屠殺的,也沒聽說那麼快就丟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討伐吳三桂,人數為什麼爭議很大,就是因為瘟疫流行,減員嚴重。可是為何在山海關前李自成一度占優?這還要說說肺鼠疫,這類鼠疫的潛伏期可以長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發病。這種長潛伏期的烈性傳染病流行面廣,因為未發病時和正常人一樣,可以繼續感染別人。李自成帶到山海關前的部隊,正是剩下的還未發病的那部分人,戰鬥力還在。這批人在山海關戰死了一部分,逃回來的也陸續發病,於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虛弱,能跑路就不錯了。這就是為什麼李自成從山海關下來,不能守北京,離開北京也連戰連敗。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過去, 「凡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隊也染上鼠疫,於是棄山西棄西安最後敗死九宮山。那支無敵的雄師被鼠疫消滅了,聯合南明時已經是烏合之眾。
歷史上瘟疫造成大軍死亡幾成的記載比比皆是,行軍打仗,最怕瘟疫。李鴻章便深有體會,考察西洋軍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隊以醫官為重,這才開設北洋醫學堂,培養軍醫。在古代那種衛生條件和醫療水準之下,一旦軍營出現瘟疫,整個部隊便不戰而潰,多少次到手的勝利就是讓瘟疫奪去的。李自成也一樣,只不過他丟的可惜,丟得讓人感慨,才讓後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時,擺在李自成面前是兩條路,一是經營河南湖北,奪取江淮,二是進逼北京,最後他采取了顧君恩的中路直進策略。從奪取北京的結局來說,是個好計謀。可是暗中看不見的鼠疫之手,讓在皇位上屁股沒有坐穩的李自成急速敗亡。如果采取穩紮穩打的策略,先把占領的地盤穩固了,然後在奪取北京,結局會截然不同。明朝滅亡是遲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滿清以外,沒有別的叛軍跟他爭,多等一年有何不可?這就是所謂死催。
堅持討伐吳三桂,也是一著臭棋。吳三桂不會主動進攻北京,也不會投降滿清。大軍壓境,只能把吳三桂推向滿清。如果占領北京以後即刻解決吳三桂,那時軍容尚整,可以以戰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機會。古人迷信,往往將大疫歸於天意,這場大疫,斷送了崇禎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離心離德,無人效力。
後人分析李闖敗亡,奇談怪論層出不窮,偏偏就忽略了這個時機的問題。李自成以宋獻策為軍師,觀天象占卜,可惜不會看顯微鏡。李闖之敗,怪只怪天時。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間,吳三桂降而復叛,原因不是因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虛實,知道大順軍瘟疫流行,他才敢背關一戰。手下那批遼東軍人和他一樣在瘟疫中看到了稱雄的希望,所以才義無反顧的追隨他返回山海關。
吳三桂的算盤,李自成在大疫中不會與他交戰,幾個月後讓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吳三桂的了。到時候或者扶植新君,挾天子以令諸侯,或者以華北而割據。人在遼東的吳三桂,因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況他很清楚,也會料到會流行到秋天的,因為去年就是這樣,所以才敢沖天一怒。
人雲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是想借清兵滅流寇,然後用金銀財寶把清兵哄回去。吳三桂自幼和清兵為敵,哪兒會這麼天真?何況滿清還有范文程洪承疇,他這種把戲焉能瞞得過去?吳三桂不會不考慮引清兵入關,重則千古罪人,輕則也是石敬塘。歷史上這種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輕易回去的?
吳三桂知書達理,不會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實想法,是把滿清也引進疫區,讓這場瘟疫幫他消滅兩個大敵。到達北京之後,吳三桂沒有在疫區停留,率軍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現在是最好的時機,盡管他手下傷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經無還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讓手下失去戰鬥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為部下也開始發病了。
山海關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盡也」 ,滿清入關後安葬崇禎,為什麼不下令地方官員收屍,而聽之暴露荒野?這不象是新王朝的氣象。原因還是瘟疫,病屍誰敢收?清軍入關後,一部分隨吳三桂追擊李自成,此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人馬,就駐紮在北京無所事事,當年除了順治登基就沒有一絲南下的打算,看著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漸漸成了氣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後染上瘟疫了。吳三桂的絕戶計幾乎成功了,可惜,還是天時。滿清入關是因為天時,坐穩了還是因為天時。
歷史記載,鼠疫在北京和華北的確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滿漢分治,滿人和漢人沒有雜居,接觸的機會少,加上滿人入京天氣已經開始熱了,離開人體的細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沒有象大順軍那樣大規模在滿人中傳播。即便這樣,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當年滿清無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況一樣,連續流行兩年後,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傳染病流行過程中一些迄今為止無法解釋的自然規律,甚至在今天,科學家們也只能說是天意。不僅1645年不流行,其後幾年也只是小規模流行,為什麼?順治二年開始風調雨順,天氣不再幹燥了,於是大規模鼠疫就沒有了。吳三桂的妙計終歸敵不過天時。
還要一個原因,東北歷來是鼠疫流行區。滿人和遼東人對鼠疫可能有一定的抵抗力。這和李闖軍不同,即便有鼠疫流行,在清軍和吳軍中的流行規模和發病情況也會輕微得多。
鼠疫這個黑暗中的手在當時和後世造成對滿清戰力過高的估計,因為連縱橫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戰而潰,人們普遍認為滿清部隊的戰鬥里很強。實際上從後來鄭成功、李定國的戰績上來看,率領那種算不上雄師的部隊都能幾乎席卷南方,滿清部隊的戰力沒有那麼厲害,因為入關時沒有多少人,全是後來投降加入進去的。所謂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戰,不能說不對,可是也沒有那麼絕對。
滿清以十萬之眾奪取天下,鼠疫幫了大忙了。今人贊許多爾袞,可是歷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時,其領袖人物在能力上堪與多爾袞並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沒有如願,就是因為沒有鼠疫這個天時。

三國演義為了揚劉抑曹,產生了一句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勢,奪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談不上了,人心如鐵、官法如爐,朝代更替時哪一次不是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謂人心向背是因為老百姓厭倦戰爭,支持強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還是天時,三國歸晉,那地利與人和不是都輸給天時了?
三國演義,演義耳!所謂天時,有天下大勢和機會,也有自然環境的影響,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晉之爭,開始梁軍占盡優勢,幾次包圍太原,都因為大疫,士卒損失過半而罷兵,最後輸給了晉軍。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種不可預料才是讓歷史繽紛多彩的內在原因。
明朝為什麼禍不單行?流寇北虜還有鼠疫,可以說天欲亡明。但是仔細探討一下,究竟是什麼導致明朝滅亡?退一步說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變天?滿清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流寇和鼠疫其實同源,都是因為土地兼並。
老百姓丟掉了土地,出路有兩條,一是成為流民饑民,最後走投無路加入流寇。二是去開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農民經山西去草原墾荒。草原原來是野鼠的地盤,人逐步侵入耗子的領地,這樣也接觸了一直存在於野生嚙齒類中的鼠疫。萬歷年開始山西經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為草原被逐漸蠶食的原因。
為什麼偏偏就李自成倒黴?這說要從流行病的傳播過程說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藥往井里一撒,吃完飯全村的人都翹了。傳染病或者從動物到人、或者從人到人,都是一傳一或者一傳幾的形式,一開始是點,然後是小規模的面,最後是大規模的鋪天蓋地。從點和面到鋪天蓋地有個臨界點,就是合適的環境氣候、和足夠的傳染源。
就北京的情況,春天的三四月間最容易流行傳染病,崇禎年間山西的情況也證明這種鼠疫發病的高峰是這兩個月,之前是積累階段,其後因為天熱逐漸下降。恰恰是這兩個月,李自成駐紮在北京。
傳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個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沒斷,可是沒有流行因為沒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為京城人煙密集,本來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點突然湧進了幾十萬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桿菌的繼承人。連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這麼一來,全是沒經歷過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於是鼠疫的流行從北京市民和三大營士兵里面轉移到大順軍隊中,李自成的部隊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區。李自成從北京撤出來,大部分的現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後,天氣開始熱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沒有多少現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個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頂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夠大規模傳播的基數,加上本身也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流行就慢慢終止了。
明之亡不是亡於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於鼠疫的是李闖,天下歸清也要歸功於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細菌。歷史有時候是肉眼看得見的,有時候是看不見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歷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見的,正是這類肉眼看不見的歷史,才是被史學家忽視的「國家興亡自有時」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許多人咳嗽。在一聲聲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見的東西改變歷史,城頭變幻大王旗。


以下摘自加繆《鼠疫》

叫賣晚報的在高聲喊叫,告訴人們鼠患已經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卻發現他的病人半個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圍著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臟物桶中
嘔吐淺紅色的膽液。看門人上氣不接下氣地掙紮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體溫達39.5℃,頸上的淋巴結和四肢都腫大,側腹部位發現有兩處淺黑色的斑點,正
在擴大。他訴說他現在感到內臟難過。
病人說:「燒得厲害,這混帳東西在燒我。」
佈滿煤煙色日垢的嘴使他說話時結結巴巴,他將目光轉向醫生,劇烈的頭痛痛得他一對圓滾滾的眼睛淌出淚水。他的老婆憂心忡忡地望著默不作聲的里厄。
「醫生,」她問道,「這是什麼病?」
「什麼病都有可能,現在一點也不能肯定。到今晚為止,按規定給食和服用清血藥。要多喝水。」
看門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電話給他的同行里夏爾,後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醫生之一。
里夏爾說:「沒有,我沒有發現特別情況。」
「沒有人因為局部發炎而引起發燒的嗎?」
「啊,這倒有的,有兩例淋巴結異常腫脹。」
「腫得不正常嗎?」
里夏爾說:「嗯,所謂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門人不停地講胡話,抱怨那些老鼠,體溫高達40℃。里厄試行固定性膿腫處理。在松節油的燒灼下,看門人嘶聲嚎叫:「啊!這些畜生!」
淋巴結已腫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塊似地堅硬。看門人的妻子急瘋了。
「夜里得守著他,」醫生對她說,「有什麼情況就來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藍,已經微帶暖意的和風送來了濕潤的空氣。隨風而來的是一陣從遠郊吹來的花香。早晨街頭的人聲好像比往常更加活
躍,更加歡樂。在我們這個小城市里,全體居民從一星期來暗中擔憂的心情中解放出來,這一天頗有大地回春的氣息c里厄自己也由於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
心,懷著輕松的心情下樓來到了看門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體溫已下降到38℃。他覺得渾身軟弱無力,躺在床上微笑著。
他老婆對醫生說:「醫生,他好點了,是嗎?」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體溫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吃語不斷,又嘔吐起來。頸上的淋巴結痛得不能碰,看門人好像拼命要把他的頭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腳邊,雙手放在被子上輕輕握住病人的兩只腳,眼望著里厄。
里厄說:「這樣吧,把他隔離起來進行特殊治療。我去給醫院打電話叫輛喔咿喔咿來把他送去。」
過了兩小時,在喔咿喔咿里,醫生和看門人的老婆俯身望著病人。從他佈滿章狀贅生物的嘴里斷斷續續地吐出幾個字:「老鼠!」他臉色鐵青,嘴唇蠟黃,眼
皮也呈鉛青色,呼吸短促,身體被淋巴結腫脹折磨得像在撕裂開來,他蜷縮在小床里,好像想讓床把自己裹起來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麼聲音在緊迫地召喚著他。
看門人在某種無形的壓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來。
「醫生,難道沒有希望了嗎?」
「他死了。」里厄說


上兩張圖感受一下吧(來自維基百科,黑死病詞條)


玩過《瘟疫公司》後,看見鼠疫整個人都不好了。想想黑死病的殺傷效果,想想腺鼠疫和肺鼠疫進化後的致死率,嗯,可以表白了!
今天真的沒吃藥!!!


專業的不懂,寫實際經歷

2000-2015年之間,家鄉發生過三次鼠疫,一次是腺鼠疫,一次是肺鼠疫,最後一次我不在,不清楚具體情況,死亡人數沒記錯一共在十五人左右

不是說鼠疫不行,是國家重視,腺鼠疫那次還好,肺鼠疫確認不到一天,整個封鎖,武警荷槍實彈封路,誰都不能出城,外面的人只有醫務人員能進,雖然我們覺得似乎沒什麼,但實際外面的人都炸了

聽說臨近的飛機場連轟炸機都準備好了,隨時準備控制不了就平了hhhhh

好想吐槽啊,鼠疫學校都不停課的,當時好想放假

發生的原因,都是因為外來的人不懂草原上的規矩,吃旱獺,肺鼠疫那次是外來人把野外死了的旱獺給了狗吃,結果狗發病把他咬了,雖然死者為大,但不得不說入鄉還是要隨俗

草原上的人都知道,旱獺這東西實際很清楚是不是染病了,有發病的族群會把它驅逐出去,所以野外落單或是死了的旱獺,一定是有病要遠離的,然而

其實真的發鼠疫的時候我們沒覺得怎麼恐怖,生活基本是正常的,直到有一次我和學校一位教醫學的老師聊天,無意提到我們那發過鼠疫,他脫口而出就問你是甘肅的?我說是啊,你怎麼知道,原來鼠疫爆發,兩小時內上報,而每一次都是行內的皆知的消息

現在想起來還有點後怕


鼠疫有多可怕?
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鼠疫和霍亂是甲類管理的傳染病。
在傳染病學和微生物學中,通俗地,將鼠疫叫做「一號病」,霍亂是「二號病」。
「一號病」,這還不可怕麼?


鼠疫(plague) 是由鼠疫耶爾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 也叫做黑死病。鼠疫耶爾森菌等可以成為生物恐怖的武器,危害人類和平。因而鼠疫的防治更為重要。鼠疫是流行於野生啃齒動物的疾病。鼠作為重要傳染源,人類主要是通過鼠蚤為媒介,經人得皮膚傳入引起腺鼠疫,經呼吸道傳入發生肺鼠疫。臨床表現為發熱、嚴重毒血癥狀、淋巴結腫大、肺炎、出血傾向。均可發展為敗血癥,傳染性強,死亡率高,是危害人類最嚴重的烈性傳染病之一,屬國際檢疫傳染病,在大陸《傳染病防治法》中列為甲類傳染病之首。


推薦一本描寫1910年冬至1911年春在東北哈爾濱爆發鼠疫的小說,遲子建《白雪烏鴉》。


鼠疫滅了大明國
1644年,甲申國喪,李自成帶領十多萬暴民包圍帝國首都北京城,崇禎帝本是想在李自成擊敗孫傳庭的時候選擇南遷的,可是大臣們都說,我大明向來「重京畿而輕外省」,京師三大營尚有十餘萬精銳部隊,加上大同宣府的兩邊兵馬,足以確保京城無虞!可悲的是,大同宣府兩邊兵馬不戰而降,京師三大營也全部感染了鼠疫,喪失了戰鬥力。本來宣大兵馬投敵後崇禎帝還是有機會南遷的,錦衣衛早就在天津衛準備了船只,以供不時之需,可崇禎?又把希望寄托在了三大營身上,通常來說,三大營守住京師絕對不成問題甚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那時候的三大營已經全部感染鼠疫,更可怕的是官員害怕被殺頭隱瞞了這個消息,崇禎壓根不知道!於是僅僅一天,僅僅一天!!十餘萬京營全盤崩潰,李自成進了北京城,大明滅亡!
於是也有了崇禎著名的遺言:朕非亡國之君,群臣皆亡國之臣!


2004年的時候青海玉樹有一次人間鼠疫流行,牧民的狗拖了一條旱獺回去吃,然後與狗同住的女主人感染了鼠疫,第4天發病死掉,然後與其密切接觸的父親、丈夫、哥哥相繼發病,其父親兩日後死亡,參與父女兩人葬禮的鄰居、親屬等十餘人相繼發病,村醫的女兒死亡後其丈夫嚇得逃離疫區,然後連帶收留他的全部被防疫部門隔離。全部流行過程發病14人,死亡6人,隔離100多人。

一旦發現鼠疫,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搶救病人,而是防疫隔離——肺鼠疫癥狀出現以後能不能救回來很大程度上看運氣,肺鼠疫病程極快,出現嚴重癥狀以後就算用抗生素,死亡率也在三成以上,有的人甚至撐不到醫院就死掉了,而且鼠疫三種類型是不固定的,腺鼠疫搞不好就變成肺鼠疫流行了,腺鼠疫和肺鼠疫可能繼發死亡率極高的敗血癥鼠疫,用上抗生素和支持治療,死亡率也高達6成以上,實際通常死亡率95%以上,因為發病速度比肺鼠疫還快,通常根本來不及到醫院,而大陸喜馬拉雅旱獺自然疫源地的鼠疫桿菌毒力非常大,通常都是肺鼠疫和敗血癥鼠疫,但是高原牧區的醫療條件和交通條件更差。發現鼠疫病例之後最重要的是隔離,以最快速度掐滅傳染鏈,同時還在潛伏期的人才有機會撿回命來。

一個極其麻煩的問題是鼠疫這東西是有自然疫源地的,就是在動物間存在流行,從動物跳到人身上非常容易,也無法杜絕。上面提到的伍連德和東北鼠疫流行,自然疫地是外貝加爾或者呼倫貝爾地區的自然疫源地,可能就是隨毛皮商人和中東鐵路進入哈爾濱的;而國內的鼠疫疫源地多達12類,涉及動物5大類80多種,分佈區域涉及19個省(區)291個縣(旗)(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與人類鼠疫關系及防控策略),而且從歷史流行經驗來看,鼠疫自然疫源地可能會隨動物間鼠疫流行而擴大(90年代末是273個縣),所以說時至今日,鼠疫依然是大陸的「一號病」是必然的。


去看看《叫魂-細菌戰紀實》 就能想象一旦鼠疫大面積爆發 是個什麼場景了
一戶人家只要有一個人染病 幾乎就是絕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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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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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灣的鄉鄰們對李佑生之死懷著悲傷的心情。做過兩天半道場,3月29日上午,由道士在前開路,孝子打著引路幡,滿村的親鄰將他送到樅樹埡的黃土坡上安葬。在一片悲傷的哭啼聲中,喪夫們將靈柩放進墓坑,一鏟鏟黃土蓋了上去,一座新墳漸漸築成。李新階領著弟弟李惠階、妹妹李桃仙跪在墳前,給父親磕了三個響頭,又轉身給墳場上的長輩、喪夫和鄉鄰們磕了三個響頭。正要起身,忽聽主喪的伯父李耀金一聲「哎喲」,便見他「撲」地一頭栽倒在墳地上。
新階連忙從地上爬起,跑過去一把扶起伯父。只見伯父冷汗淋漓。人們慌忙將李耀金抬回家里。
剛剛抬出去一個死的,現在又抬回一個半死的,人們一下震驚了。兇訊很快從李家灣向四鄉傳去。
李耀金倒床後,又重復著李佑生的病狀。先是從低燒轉入高燒,繼而全身青紫,口里吐出血沫。到第三天凌晨,他斷斷續續地對守在床前的妻子說:「婆婆子……我跟佑生做伴去嗒……沒讓你過上好日子,等……等來世……你把伢兒……拉扯大……」
一句話沒說完,李耀金便咽了氣。
寧靜的李家灣的夜空里,立時傳出一片撕心裂肺的悲嚎聲。
天亮了,鄉鄰們給李耀金搭起靈堂,請來道士。給亡者超度的道場在一片悲泣聲中開始了。清脆的木魚的敲擊聲,道士們沙啞的念經聲,安魂的銅鑼聲,驅邪的爆竹聲,此起彼伏的哭靈聲,穿過屋後的竹林,向無際的天穹,向莽莽的馬鬃嶺的深山傳去……
道場剛剛開始,超度的經文還沒念上幾句,隔壁又傳來一片痛哭聲。原來是剛剛安葬過的李佑生的妻子趙二姐又伸了腿!李家灣里的鄉鄰們這下慌了神。這是怎麼啦?這到底是怎麼啦?
人們在一片驚恐中,又分出人手給趙二姐辦喪事。李新階已經沒一點力氣了,他只知道領著自己的媳婦、弟弟和妹妹給親鄰們磕頭。他只覺得口里冒煙。他還很年輕,一點也沒經歷過這樣的痛苦。女人們給趙二姐抹過屍身,穿好壽衣,屍體還沒來得及放進棺材,又傳來令人更為驚恐的消息:李耀金的二兒子李小山又咽了氣!
天啦!李家灣得罪了哪方神靈啊!接二連三,僅僅幾天時間,就有四位鄉人不明不白死去!就連那些專門與鬼神打交道的道士們也一個個毛發直豎,嚇得經也不敢再念了,急急忙忙收起行頭,匆匆離開了李家灣。
馬鬃嶺的冤魂(3)
李耀金的道場沒能做完,就和他的二兒子小山一道被鄉鄰們草草安葬到後山的黃土坡上。
悲哀和恐怖象濃霧一樣彌漫在馬鬃嶺的群山上。
又過了8天,即古歷4月初8日。這一天,是馬鬃嶺的李家灣歷史上最慘痛的一天:
上午9時許,李佑生的長子李新階咽了氣;
上午10時許,李佑生的次子李惠階報了喪;
下午1時許,李佑生的大女兒李桃仙隨母而去;
下午6時許,李耀金的74歲的姑母李三姐告別了人世;
到4月11日,李佑生長媳、李新階之妻死。
從3月下旬到4月上旬,在不到20天的時間里,李家灣先後死亡16人!
李佑生一家六口全部死絕!
李耀金一家五口全部死絕!
就連給死者奔喪的親人、做道場的道士也相繼發病。一時間,昔日和平寧靜的李家灣里,喪事無人辦,屍體無人抬,人們只要聽到「李家灣」三個字,便毛骨悚然! 「


答案貢獻者:、Aorqu用戶、一個橙子、Aorqu用戶、牧馬白雲間、齊某人、Jun zhou、平原的風、Tris、曉木曰兮歷史系、Maybush、李提督、Aorqu用戶、東方堯、Aorqu用戶、蘇寧、芹思喵想、匿名用戶、匿名用戶、艾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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