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究竟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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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个答案 共3 个答案在此专题鼠疫有多可怕

作为一名医生,且家中曾有人经历过鼠疫,我觉得自己比较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从专业的角度看,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旱灾后过度降雨可爆发,致死率极高。
但鉴于题主的问题是“有多可怕”,而不是“是什么”,所以在那种环境下的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才是题主真正想了解的。且据我所知这种感受远远不是“可怕”能形容。

以下摘自本人外公的自传—《山村孤儿》

“大爹被大妈传染后,家中本来就一贫如洗,被烟鬼弄得吃早无晚,哪里还有什么钱医治,双双病逝。
二爹和我的父亲前去帮忙办理丧事,均染病在身。瘟疫蔓延开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前前后后,大妈、大爹、二妈、二爹和他们的长子,我的父亲、大姐、大哥和叔母及大爹家长子先后去逝。小叔在外教书,幸免于难。我的大姐本是早已出嫁的人,她得知父亲、哥哥噩耗后,无尽的悲痛思念,不听劝阻,前来送丧,也一命归天。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时间大厦倾倒,天翻地覆,日月无光。妈妈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朝夕相处,风雨共患难,冷在一起,热在一起的亲人、骨肉一下离开了她,走了,永远地走了!但他们的魂在,生命终结了,尸体却还没有走,怎么办?上无老,下有两家留下的四个娃娃,会吃不会做,左无亲人,右无帮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时此刻的妈妈,心已碎,肺已裂,眼前是万丈深渊,天空是一片漆黑。
妈妈心如刀绞,走吧,一起走算了!
她绝望,她呐喊,天呐,天,你怎么不长眼!
她在梁上拴好了一条带子,做好了自缢的准备。
忽然一声“妈妈,妈妈,我要找妈妈”的声音贯入她的耳膜,这声音似春雷,似海啸,惊醒了她的头脑。我走了,娃娃们怎么办?没妈的孩子是乞丐,揣破碗,要冷饭,啊,不能,我不能走呀!活下去,山崩地陷也要活下去!妈妈撑起了虚弱的身体,在一个堂哥的帮助下处理了最后一具遗体………”

后来跟外公聊起当时的人和事,他说:“死的人多了,到后来谁谁谁家又死了人就跟谁家死了一只鸡一样,会麻木。而且谁若是把身子哭坏了就会染病,也会跟着一起走的…”

唉…突然好想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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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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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评论区问洗手+注意个人卫生能否幸存于疫区,我就明白还有人对鼠疫的可怕程度还没有概念。

再科普一次吧…

鼠疫属于甲类传染病

什么概念呢?就是人们熟知的炭疽、艾滋、非典、禽流感和甲流等一大堆谈之色变的传染病均属于乙类。

所以,患上甲类传染病几乎用不着谈什么潜伏期了…直接潜土里吧…

所幸的是,得益于公共卫生管理和抗生素应用的发展,大面积的鼠疫爆发也快成为过去式了。

为什么说“快”而不是“已”?因为偏远地区的一场严重地震,切断灾区与外界联系后,就已经具备了鼠疫爆发的所有条件。

这么说可能还是有点抽象。不明白的朋友可参考《生化危机》的一些背景设定—浣熊市的T病毒就是通过感染实验室下水道的老鼠,再由老鼠身上的虱子不断重复感染老鼠和人类,由于各种原因军队无法进去灾区控制疫情,最终整个城市变为丧尸之城,总统不得不使用核武器消灭整个城市来阻止病毒蔓延。

所以,“鼠疫大规模爆发”对应的不是“饭前便后七步洗手法”,而且“核武器摧毁整座城市”。

你说,鼠疫可怕不?

以上。


并非专业人士,只不过几天前恰好看完《鼠疫围城》,今天又恰好在Aorqu看到这个问题,所以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献上我的Aorqu处女首答来混混眼熟,内容就当作对众多回答的补充吧。

1940年至1945年在宁波、衢县、金华和常德等地曾爆发大规模鼠疫。在民国政府档案中常德城有姓有名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为36人,然而在经过张礼忠等常德细菌战调查者30多年的统计常德鸡鹅巷作为第一传染圈死亡人数达294,在第一圈由常德城传出的疫圈里,南坪岗乡死亡38人;芦山乡死亡218人;德山乡死亡419人;河洑死亡43人。石公桥镇属于第二个传染圈死亡了1017人。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染源,向它周边的乡镇扩散:镇德桥镇(死亡329)、白鹤山乡(死亡31)、大龙站乡(死亡30人)、双桥坪乡(152)、周家店镇(死亡1537)、中河口镇(死亡21)、蒿子港镇(死亡20)、韩公渡镇(死亡347等全部染疫。于是以这些第三阶梯的疫源再向第四阶梯传染,如韩公渡镇,从周家店染疫后,从这里又传到牛鼻滩(死亡31)、)贺家山(死亡1),洲口镇(死亡139),洲口镇又成为第四阶梯的传染源,再传到文尉乡(死亡30)、鸭子港乡(死亡78)。而为这些鼠疫点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实际上它们互为疫源,随着人、物的流动而互相甚至多向交叉传染。

常德鼠疫扩散图

然而每一位中国人都需要知道的是这场鼠疫并非来自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惩罚,它是来自于死亡工厂的人工制造,是阴谋的投放,是滥杀无辜的战争谋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清晨,日军驾飞机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细菌

‘大雾天一大早,一架飞机独自飞临常德,它飞得很低,低到离地面只有20多米,它从西边进入城市,沿着繁华的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庙街,然后又折回,在中心区低空盘旋了三周,扔下些什么东西,就飞走了。’

‘“当时是秋天,阴历九月十六日,日照时间短,六点半钟后天才亮,因此正大街上投下的物品天亮后才被清道夫随同垃圾扫走了大部分,小巷子遗留最多,时间最长,清道夫摇铃铛收每家的垃圾,大家都围着这些东西看,猜测日机扔下的是什么东西,议论纷纷”。张礼忠老人说。
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男子很有头脑,他在这些东西被清扫完之前,留了满满一簸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医院。’

‘“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油镜头)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1972年谭学华在劳改农场写道。
当时的送检物里,并没有跳蚤。为了排除敌人“使用精神恐怖战术”谭学华决定进行细菌培养。
“日军飞机撒下的粮食里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而粮店取来的粮食对照,则无此等细菌发现。”谭学华1972年回忆。’

‘第二天上午,由市防空指挥部出面召开警察局、卫生院、县政府等人员的座谈会上,谭学华提出此次空投极为可疑,鉴于曾经有日军在浙江金华、衢县等地空投物引起鼠疫暴发的消息,提出四点建议:1、由警察所负责组织居民收集、打扫空投物并用火焚之;2、在报刊上宣传鼠疫症状及防御方法,并开展灭鼠;3、立即打电话给湖南卫生处,要其派鼠疫专家来;4、找一合适房子做防疫医院,一旦流行,可作为隔离处。
谭医生的建议在事后只得到了部份落实。省里迟迟没有回电,到了8号再报,则只要求“切实查明据报”,没有派专员来。实际上省里将消息报往国民政府,但得到的回电是:“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防疫医院由常德卫生院落实,但因为“该院院长怕负责任,未能及时做到”。谭学华说。’

随后常德城里出现了第一例被确诊为鼠疫的患者。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广德医院的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检查了她的体温:“105°(40.5°C),脉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蔡桃儿被留在医院,“当时我因其来自死鼠较多的关庙街,故疑为鼠疫。但必须先除去恶性疟疾,所以当时要化验员汪正宇作白血球计算及查找疟原虫。检验结果,她的白血球计数在一万以上而中性细胞亦增高,并未发现疟原虫,但却在涂片上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类似鼠疫杆菌,和日机所投下的谷粒检验时的发现极相似,因此我们初步诊断为鼠疫,并收入隔离病室治疗。”
这是当年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做出的诊断。’

‘次日8时,医生报告了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为了确定死因,医生在对蔡桃儿父母反复劝说后对蔡桃儿进行了解剖,被诊断为鼠疫。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纪录的鼠疫死者。第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蔡玉贞家住东门外常清街,11号发高烧,13号死亡。此时,广德医院将死者开肚剖肠的消息想必已经在城内传开,蔡玉贞的家人准备将她运出城悄悄埋掉。在去乡下的路上,中国红十安会医生肯特拦住了棺材,询问死因后一定要开棺检查。死者后被强行抬到广德医院解剖,结果是肝脏和脾脏的涂片上都发现鼠疫菌。’

蔡桃儿家住在鸡鹅巷,鸡鹅巷作为第一传染圈死亡人数达294人。

‘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张桂英21岁,产后九个月零十天,11月8日9时许,为了增强乳汁,要丈夫去鸡鹅巷买了一碗饺子面来,张吃后几个时辰,突感不适,高烧,抽筋。全家看到张氏突发疾病,惊吓得不知所措。公公程星悟虽为名医,事发突然,对此病既无认识,也无主张,第二天不到中午,张桂英死亡。”张礼忠说。
程家是中医世家,父亲程星吾和儿子程志安都坐诊行医,在常德城里很有名望。但他们面对媳妇奇怪的病也毫无办法。张氏娘家来人,看到女儿“面色乌黑,口挂血泡”认定是被程家下药毒死,告官不说,还要将9个月10天的小孩陪葬,官司一直闹到常德专员欧冠那里,后法医和广德医院医生共同鉴定,张氏死于鼠疫。但是程张家两家从此绝交,几十年再没说过一句话。张氏留下的女儿程启秀直到1996年才见到自己的姨妈张桂丽,解放前夕,张家人去了台湾,“母亲死后54年,我才又见到了母亲娘家人”,两家人因为亲人突然离世而造成的仇恨和误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慢慢消解。’

‘鸡鹅巷里的“聂皮匠”聂家林,当年他6岁,他说清楚地记得程家大屋里死人的情景:尸体横在院子里没有人收,人们好奇又害怕,只是远远地围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鸡鹅巷的草图,并说祸起于那250多口大酱油缸。因为所有的酱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了缸里,并且酱油园里老鼠多,初起的发病人大都吃了酱油园周围小餐馆里的东西。
这是鸡鹅巷鼠疫流行的民间版本。’

‘随后几项防疫决定迅速做出:设立隔离医院,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鸡鹅巷、关庙街等地被划为疫区,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开展灭鼠行动,动员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尸炉,疫病尸体一律烧掉;全城封锁,所有的泊船码头、交通站点设立检查站,只有持注射证的人才能外出。’

陈文贵出于严谨检查了从常德带回去的谷物,但是却由于距离投放日已经过了34天,培养之后,只发现有大肠杆菌、葡萄状球菌等,没有发现鼠疫菌。这份“严谨的报告”使得当时英国最权威的波顿研究所,做出分析报告:“在飞机和鼠疫病例之间显然不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住在关庙街杨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发病,13日死亡之后,没有再发病的人,没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来。因为再没有新的病患出现,陈文贵12月2日带着由病人培养出的纯鼠疫菌种和少量飞机投下的粮食离开常德回贵阳。伯力士也因为战局紧张而离开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两位大专家前后脚离开常德之后,开始频繁出现在大街上。这些老鼠行为怪异,平常只鉆地沟的它们,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踯躅,它们呆头呆脑,行动迟缓,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1941年1月中旬,大个子高鼻梁灰白头发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
伯力士一来常德,目标就是常德的老鼠们。很快常德就发出号召,让人们抓老鼠送到广德医院里来,不仅如此,城内提供老鼠的人还会受到奖励,“人们只要发现一只老鼠并交到医院就会得到1块钱,人们口耳相传,大量的老鼠被交到医院,一共有成百上千只!”不仅如此,他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长每天必须送活鼠一百只给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头于实验室解剖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岁的老人都记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有关伯力士的零星资料显示,伯力士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从1919年他就到来到中国的东北。当时中国东北正爆发鼠疫。在哈尔滨,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细菌学专家,成为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最得力的助手。国际联盟出版的伍连德《肺鼠疫疗法》一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内容都是伯力士撰写的。东北鼠疫之后,他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建立联系,成为国联的中国鼠疫专家,直到1949年。’


一九四二年参加常德防治鼠疫技术人员合影(红圈为伯力士)

‘1月,他解剖了24只老鼠,发现其中有5只染疫,染疫率达20.03%,2月解剖168只,染疫鼠32只,染疫率19.04%。
“当这些老鼠17%携带感染了鼠疫菌时,一场流行病即刻就要蓄势待发了。”
尽管1月、2月的染疫老鼠已经超过了界线,但是一切静悄悄的。1月13日死亡的胡嫂,似乎是上一年鼠疫的余绪,整个一月、二月都在平静中渡过。
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只老鼠,发现疫鼠181只,染疫率达22.35%,4月解剖350只,染疫的老鼠达到了159只,染疫率达到了44.29%!’

‘常德城内3月20日出现第一个生病者,向玉新,男,50岁,住在华严庵,是一个商人,24日死亡,败血性鼠疫。22日、23日、30日连续有人生病死亡,到了4月发病和死亡的人更多,都是败血性鼠疫和腺鼠疫。4月6日,一个叫陈刘云的住在法院西街34号的33岁主妇发病,4月9日住院治疗,11号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了烈性鼠疫的传染——肺鼠疫。
军警迅速封锁了法院西街,整条街都用滴滴涕来灭鼠消毒,34号的居民全部被送到隔离医院留观。这天下午6时,常德防疫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主席报告,昨日法院西街三十四号发现最危险之肺鼠疫,此项疫患可由病者说话与呼吸及飞沫传染,死亡率百分之百,换言之,即凡患此疫者都无幸免。幸检疫得力、发觉尚早,否则由一人可传至千万人而无止境……”’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检验;捕送死鼠必须用瓦罐密封,每只加发奖金到1.5元,其它各自的死鼠要用开水烫死再用火烧灭;学校停课,旅馆、浴室、饮食店、妓院停业一星期以观事态;征用民地以筹建鼠疫公墓。’

‘参加防疫的刘厚坤医师回忆说,“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时即死的”。’

‘伯力士在防疫计划中提以下对策:一,民众卫生宣传,但考虑到大多数贫民不识字和为生计忙碌,他认为只进行报纸宣传、集会宣传是不够的,要进行逐户的讲解宣传;二,预防接种。这一项在常德也极难推进的工作,常德人基本上没有过打针,很惧怕,民间遥传打针会导致妇女流产和孩子死亡,伯力士为了减轻民众的抵触,特意放宽见了至2岁以下儿童、孕妇和结核病、心脏病等重症病人可不注射。尽管在所有的医疗机构、常德城的6个城门,水陆码头站点进行预防接种,但到了5月鼠疫爆发最炽烈时,接种也只达到28.6%,于是8月只得改为逐户接种。’

‘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常德东门外约三华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离医院,隔离医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水,只以一面吊桥与外面相通,这是为了防止带病菌的老鼠进入医院。医院里面设三个病房,每个病房容纳40-50名病人。隔离医院“戒备森严,俨然一个魔窟,人们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医务人员身着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这个隔离医院先后收治过两百多例病人,在这期间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但不报疫情,更不愿送隔离医院治疗,就是死了也不报死讯。”’

‘然而隔离院的真实情景恐怕只有从里面活着出来的人,才能描绘,但从里面出来的人少之又少。国民政府留下的档案中常德鼠疫患者共42人,其中只有5人治愈出院,20岁的杨志惠(当时名为杨珍珠,文革时改为杨志惠)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事隔半个世纪后留下了口述。
杨志惠和13岁弟弟杨彼德及母亲住在广德医院的对面一间没有地板的木板房里,因为信基督教,父母给两个孩子取了教名“珍珠”、“彼得”。两年前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后,一家人靠母亲在家门口的街上摆个香烟杂货摊活命,是常德最贫苦的平民。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忽然同时发病,两人的症状一样,高烧,抽搐、淋巴起砣,病势急重,当时常德流行瘟疫,急重病人都送入隔离医院,我家左边隔壁一崔姓邻居(开棕索绷子铺)和右边隔壁一罗姓邻居(开香肠店铺),见我母亲无能力,就把我和弟弟抬到隔离医院去治疗。”
杨志惠进去的时候,隔离医院里大约有200多名患者,一堆堆人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鬼火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在徐家大屋建起来的隔离所极其简陋,室内地面上铺着稻草作病床,一间房里容纳几十名病人。
“进隔离医院头天,我的神智还有点清醒。环顾四周,时不时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有7~8岁的小孩,也有40~50岁、甚至60~70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著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在讲著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过来,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声,担架越来越近,上面是黑乎乎的一堆。担架到了眼前,顿时吓得我脸发白,心乱跳。原来,竹床担架上的死者烧成焦炭,形体扭曲,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势,只剩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哭泣起来。听人群说,这些烧成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的,然后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过去了。”
杨志惠的母亲不断去找同是教会教友的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求他救救她的两个孩子,谭学华将姐弟俩从隔离所转到了广德医院。在广德医院,姐弟俩都被安排在隔离的小房间里,不与外面接触,两人不停地高烧抽筋昏迷,每当抽筋时,母亲就把毛巾塞在姐弟的嘴里,防止咬断舌头。后来,杨志惠的腹股沟长出巨大的黑色肿块,“谭医生对我母亲说,这是鼠疫菌造成的糜烂性淋巴腺肿大,给我和弟弟(弟弟长在耳朵后面)做了手术,病情才好转”。经过6个月零9天的住院,姐弟俩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伯力士、陈文贵等医学专家们或许无法理解,他们在常德解剖尸体的行为在老百姓中引起了怎样的恐慌。
恐慌的更大来源是建在常德城的西门外千佛寺边上的三座焚尸炉,为了阻断传染链,规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须火化,而且必须由家属自备烧尸用的柴火。焚尸炉是用旧砖砌的,炉子高大约在3.5米,宽1.5米,深2.5米,分上下二层,上层是烧尸体室和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四点开始烧,到第二天早6点结束。每具尸体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烧两个小时。
常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东西,这简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张礼忠老人手绘的焚尸炉

‘人们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着被火烧烤一样。人们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尸体时,总有好些人围观,看到的人,就把尸体在火葬炉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于是恐惧情况传得更远。”
参加细菌战调查后,张礼忠访问了亲眼看见烧尸的满大启老人,留下了老人的口述,他讲述了自己亲见的焚尸炉的情景。那一年,他读中学,和负责火化的保安司令特务排文班代相熟,就要求他带他去看烧尸体。
“走到火葬场时已摆了七具死尸,每具死尸用旧棉絮或被单从到脚严实地裹着,分不清男女,从长短看是五具成人,两具小孩,这是隔离医院送来的。文班代下令士兵开始工作,将死尸装入炉中,尸体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燃火,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呼呼的声音,一股浓烟从烟囱里喷出,烟囱不高,一阵旋风吹下来,使我闻到像烧焦的猪头的气味”。
文班代告诉满大启,现在烧的是第168具,以后只要见到文班代,他都要问烧了多少人,到焚尸炉停止工作时,文班代告诉他共烧了309具。
人们怕死后被解剖,更怕被火烧,鼠疫加上防疫造成的恐慌在常德越演越烈,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但常德各城门都设有岗位,整个城都被围起来,尽管这样,还是阻止不了人们逃离的脚步。
一开始,谁家死人了还能听到哭声,后来人们不哭了,因为哭声会引来军警和防疫人员,人死了后他们先想办法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运出城去。
于是死尸开始逃离常德城。’

‘张礼忠老人的四弟张国民、五弟张国成死于42年4月的大流行。当兄弟俩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时,心疼孙儿的姐阿么催促父亲赶快将孩子送到广德医院就诊,但父亲压低声音说,“去医院不但诊不好,还要破肚开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后丢到火葬炉里烧成灰”,阿么顿时不敢响了。
“阿么、父母亲、我和大哥五人守护着四弟、五弟,我们悲痛欲绝地眼睁睁地看着四弟、五弟双目紧闭,全身手脚抽搐不止,最后悲惨地死去。一家人只能偷偷流泪,小声痛哭!阿么母亲叫着两人的名字轻轻摇着他俩的身体,‘醒来呀,昨天还好好的呀,我的心肝宝贝,好孙儿’。阿么用毛巾捂住嘴,不敢哭出声,嘴角都咬出了血,当年秋天阿么便因伤心过度而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61岁。”
当时的防疫措施是死者家属必须在隔离医院内设的留验所留验,留验时间得满7天。但留验所设备不周,感染鼠疫的危险成倍增加,因此没有人愿意送亲人去隔离医院,更没有人敢于接受留验,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全家协助患者逃离常德,或者藏匿死者。
四更天时,张礼忠的父亲先叫人把两个木匣子用床单包好送出城,自已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装做孩子睡着了,挑着出城躲警报而混过检查,张礼忠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门外的校场乱葬岗,将兄弟俩埋了。1949年后张礼忠去找兄弟俩的坟,却再也找不到了。
当年在常德市东门外水巷口的何英珍家,18天内死了6口人:嫂嫂、姐夫、弟弟、侄女,以及从江西老家前来奔丧的伯伯、叔叔,但这6个人都不在政府防疫部门的死亡名单上,原因就是生病之后不敢送医院,死亡之后通过家里的后门,每次2块银元租个小渔船运到德山悄悄埋了。
人们想尽办法把死去的人藏起来,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岁的老汉死后,家人实在运不出去,就把他埋在自家的屋后的菜园里,一切处理好后,家人才敢放声大哭。’

‘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后来也承认:尽管火葬是阻断鼠疫传染的最好办法,但常德在实行火葬时“布置未周”。火葬炉有时候是几具尸体一起烧,或者用同一炉再烧死亡的老鼠,如此对死者不敬的作法,“遂引起死者家属之怨恨及一般民众之反感”。
焚尸炉在发生一件事后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烧一位孕妇时,炉子突然发生爆炸,瞬时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难了,一时间民怨沸腾,谣言四起。
“当地民众反视卫生防疫人员为寇仇,竟有殴打防疫工作人员者。同时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卫生人员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因外籍医师伯力士欲挖割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伯力士认识到火葬造成的恐慌严重干扰了防疫,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三个火葬炉也不敷使用,于是建议放弃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常德东门的隔离医院边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来,所有死者经过消毒后一起深埋安葬。’

‘李宏华清楚地记得1942年5月6日的那个早晨。他帮助阿公李佑生赶着一群猪从家里出发,前往常德。
李宏华今年86岁了,但73年前的情景一闭上眼睛便历历在目:他们沿着田间的小路走,20多头猪们走得很慢,还容易走散。从马鬃岭莫林乡到盘塘再到石板滩再到常德城有45华里,阿公常走这条路:家里的田里的稻、棉收完了要挑到城里去卖,乡里没有的盐、煤油也要从城里挑回来。这一次他赶在稻子成熟之前的空闲,贩了一些生猪,赶到城里交易。
走过旱路到水码头的时候,阿公让李宏华回去,猪上了船后,就一路到常德了,不会再走散了。
阿公是第二天半夜里回来的,早晨李宏华再见阿公时,发现他有点没精打采,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上午在稻田里劳动时也没精神。:“下午阿公一头栽在床上,动不了了,高烧。阿公当时50岁不到,正壮年,从来没有这样过,一家人慌了神。阿么为他烧纸钱,撒鬼饭,一点也不见效”。5月9号见弟弟的病愈发沉重,阿公住在隔壁的哥哥李耀金责怪侄儿不带父亲去看病,侄儿说自己也全身无力难受。李耀金见此二话不说,背上弟弟,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漆河镇去看郎中抓药。又翻山越岭地背回来。但回来之后不但没效,还更严重。
“样子非常吓人,剧烈咳嗽,口吐血泡沬,阿公的两个儿子,一左一右跪在身边,给他擦血沬。10号上午9点左右,没有说出一句话,就咽气了。全身紫一块黑一块的。”
又是哥哥李耀金帮着张罗丧事,办棺木、穿寿衣,请道土。就在李佑生的新坟前,主丧的哥哥李耀金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连喊“拐答”!(常德方言:糟了)
抬丧的人刚抬出一个死的,回来又抬着一个半死的,他的样子和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样,5月13日发病,15日就暴死。
阿公李佑生去了趟常德,倒底撞见了什么?
李家请来的做道场的道士,说是妖邪太重了,加紧做坛念经。后来从阿么、常德和阿公做生意的人口中,李宏华慢慢凑起阿公在常德这一段的经历:分手之后,阿公的船傍晚才到常德,就在常德大西门莫老板的屠宰行把猪交了,这是阿公经常赶猪来交货的熟人,当晚在莫老板家吃了饭,找了一家旅店投宿。
当时的常德城6扇城门都有军警把守,需要注射证才能出入,没有证的需要接受注射。李佑生说他害怕打针,就花了一块钱,买了张注射证。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强壮,没事。他不知道此时的常德正是鼠疫流行最炽烈之时,肺鼠疫暴发已经20多日。
李佑生在城里转了一天,想买些货物带回来。“下午就感觉到身体不适,想出城门回家,但看到军警持枪把守,就回来绕着城墙走了一段,买了一根绳子,找到一个城墙缺口处,乘着夜色翻墙出城,沿河急走,连夜赶到家中。”
“阿么起床给阿公煎了两个鸡蛋,炒了一碗棉油饭,阿公扒了几口饭,觉得口味不好,又要祖母给他倒一杯米酒来喝,便脚都懒得洗就上床睡觉了”。
李佑生兄弟二人的死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接二连三地倒下。
这就是1942年5月常德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当常德军政联合严防死守,想把鼠疫控制在常德城墙范围之内,不想这样一个农民的行动,把肺鼠疫带到了平静安宁的乡里。’

‘背李佑生去诊病,又帮着穿衣办丧事的是李佑生的哥哥李耀金,于15日死亡;与李佑生第一个接触,并保持近距离关系的,是他的妻子,李宏华的阿么,陈梅姑,19号死亡;第三批死亡的是李佑生的次子李新陔,和李耀金的妻子朱菊英、李耀金次子李宗桃,他们都是侍奉丈夫、父亲的病而死在家中的,他们都为病人擦拭过咳出来的血痰,怎么可以逃过肺鼠疫的传染?21号这天最惨,死了5个人,上午9、10点钟是李宏华阿公的第三个儿子16岁的李惠陔,响午刚过是阿公的已经嫁出去的女儿李春香,她是听说父母病了赶回家看望的(18号得病,20号送回夫家第八保谢家湾,死在夫家)。下午6点是李耀金的末子李元成、李耀金50多岁的姐姐李月英和74岁的姑母李玉姑。死亡一直持续到30号,一圈圈地向外围扩散:李家的隔壁邻居、回家探父母的出嫁的女儿、前来探视的亲戚,参加葬礼的亲朋。’

‘从10号李佑生死到30号,李家本家、姻亲和邻居向国恒家一共死亡16人。这个名单记载于容启荣的报告书。但报告书里少了一个人,就是来自临澧县王化乡的道士。
这个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道士,在李家做法事捉鬼做到一半时,突然一阵风将祭坛上的灯齐刷刷地全部灭掉,道士被此情景吓呆,扔下祭坛逃走,回到家中,不几天也死了,他至死都认为遇到了魔力强大鬼怪,自己反被妖捉了。’

‘李宏华当年也得了鼠疫。和他一起发病的还有九个人。鼠疫在这里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李宏华的姑姑——李佑生最小的女儿李玉仙2013年去世,活到95岁。她留下了一段口述,讲述了她们十个人生里逃生的经过:“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天,灵柩也没有出,我已哭得再没有泪水流了,我自己也病倒了,人事不醒。我丈夫陈海燕(于1962年病故)怕我死在娘屋里,一肩把我背了回去,我丈夫把我这个“死人”作活人诊,请来了老中医杨春柏,他来我们家后,将冰糖、甘草、雄黄、石灰、山茶熬成药水,先给我灌了两碗。他见仍不见效,便用一根竹竿往我鼻子里吹这种药水。倒也怪,到第三天,我真的苏醒过来了。又过了几天,便可以坐起来吃饭了,此后,我那奄奄一息的丈夫陈海燕(他后我10天发病)及我二哥李松陔等10人,都是杨春柏用这种往鼻子里吹药液的土方子治好的。后来,我们都叫杨春柏为活神仙”。’

‘李家经鼠疫沉重打击,从此人丁稀落,伯父死了,没有子嗣,李宏华被过继了过去,叔叔李惠阶,当时没有结婚,在咽气前,把李宏华的弟弟李安谷过继给了他。“我们是一个农耕之家,母亲织布,我白天看牛,晚上帮母亲踩纺车,一天下来母亲能纺2斤棉花。父亲种地,租人家的田。家里出事后,我们穷到没饭吃,办丧事欠的帐只能卖地还,仍无法偿的,李家大屋被人围住,强行将大梁拆去抵债”,李宏华说。’

在第一圈由常德城传出的疫圈里,德山乡死亡419人。

‘德山乡茶叶岗村村民王吉大(1931年出生)母亲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去常德城里看姐姐,一到姐姐就不留她,说城里发瘟,快点回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家,当天晚上,就四肢无力,头痛发烧。因为家里正在收稻是农忙时节,母亲强打精神做了早饭,中午不到就手脚抽筋不省人事。“我妈就这样死去了。死得好惨,口鼻流了好多血水,手和脚痛苦地卷曲著。我婶娘(已故)给我妈穿衣时费了好大劲才穿好,放进棺材时,我叔父和请的丧夫使劲板压,才把我妈的手脚弄直。我妈死时才36岁。”
母亲葬了不到两小时,37岁的父亲也抽搐死亡。接下来是4岁的弟弟吉云和2岁的妹妹冬枝,最后一家6口人只剩下王吉大和一个5岁的妹妹桂枝。’

石公桥镇死亡了1017人。

‘老人们的记忆里最早死亡的,是30岁的石冬生,就病了一天多时间。因为是暴死,人们怀疑是不是有冤家放毒仇杀,目标集中在哥哥身上,石东生结婚后没有和哥哥分家,平时两家不睦。石冬生死亡事未平,隔壁渔行张春国的妻子又发病,第二天早晨又是暴死。接着石冬生的母亲又染病死亡;死神再次交替到张春国家,他18岁的大儿子张伯君,还在读书,准备放寒假后结婚。从学校回家来,立即染病不起,也是暴死。就在全家为长子张伯君的死悲痛欲绝时,尸体还没有入殓理葬,张春国自己和女儿又同时染病,父女双双惨死。一时间张家全部死绝,尸体摆满厅堂,无人料理丧事。
张家人死绝之时,隔壁花纱行丁长发家也开始死人。丁家开始于女主人丁长发妻子鲁开英,之后,女儿丁月兰,祖母丁刘氏、管账先生魏乐远、丁长发本人、两个弟弟和弟媳,雇工鲁方新,贺第卿等人,一个接一个在一周内全部死亡。
石公桥丁家传出噩耗,丁家未过门的长媳李丽枝惶恐不安,婆婆暴死,“我自己也十分困惑,难道是我的八字太恶,过门前就克死了婆婆吗?”
李丽枝没有想到,只有她成了丁家日后惨剧的见证者和控诉者。
李丽枝的未婚夫丁旭章正在常德求学,得到家人惨死的消息,连夜跑到李丽枝家,拉上她往家里跑,一跨进门槛,李丽枝见到人世间罕见的悲惨一幕:“大厅里横躺着6具亲人的尸体,两位雇工也已是奄奄一息了。面对这悲惨的情景,我的心已碎了。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的医生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我看了看公公的遗体,手脸发乌,两眼半睁。听人言,死者的眼睛睁著,只要一抹就闭上了。可谁也不敢把公公的眼睛抹一下,怕染上这可怕的瘟疫。旭章呆若木鸡,脸上胀得发紫。”
周围的人阻止丁旭章久留,他没有打预防针,很容易传染,如果行父母之孝的话,就是早早离开,留下丁家的一条根。
李丽枝说丁旭章平日里最为孝顺,听到这话,便拉未婚妻,向公公拜了三拜,匆匆逃离。“灵堂三拜成了我和丁旭章的结婚仪式,因为这天就是我俩的婚期,11月12日,农历9月24。”李丽枝说。
丁旭章自此以后成了一个一生都郁郁寡欢的人,有时不经意间会透露出对别人兄弟姐妹众多的羡慕,60年代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萧宋成不仅掩埋乡人的尸体,经他亲手掩埋的亲人竟有十二位。他的妻子染病后,半岁的小女儿还在哺乳中,母亲得病,孩子吃了母亲的奶,结果母女两人双双死去。萧宋成的表兄一家6口来周士乡捕鱼仅8个月,萧宋成借他30块大洋刚购置了渔船,结果全家6口加上一个前来依附的表弟,全部死绝;萧宋成茅草街的老表田学良一家3口,也在荒洲上染疫死亡。死后埋尸烧房都是萧处理的。
萧宋成说,当时乡公所虽尽力处理,但无奈地域广大,疫病严峻,加上还在打仗,人心惶惶,很多死难者难以顾及。据他估计,周士乡染疫死亡人数可达二千余人,以至于解放后,此地每当治水修堤时,就会挖出白骨。’

以下为常德鼠疫亲历且幸存者自述:

王华璋,1922年生,今年93岁。世居石公桥乡王家桥村。

‘所有的国外首相对战争的看法,我都关心,都知道,我看电视”。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磨损厉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写着默克尔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历史问题认错的内容。他说,对他来说,细菌战,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成为过去,因为日本人没有道过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时候,我19岁,第二年在石公桥鼠疫大流行,我20岁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石公桥离常德30公里,日本飞机偏一下就到了我们这里,投了谷米、棉絮。1942年9月(农历)深秋时,石公桥出现好多死老鼠,白天天气晴朗时,它们也在街上缓慢爬行,不晓得躲人。米店鱼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当时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来住在石公桥西北公里的乡下,1942年时家里有5个兄弟,2个妹妹。读了几年私塾后,母亲安排我习商,到石公桥北横街的熊三顺绸布南货店做学徒,那一年我13岁,几年出徒后,就到同一条街上的‘大德昌’绸布店当采购先生。我虽然年轻,但不打牌不喝酒,得到老板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谷运到长沙、武汉卖掉(一船一千多石),换钱采购上海工厂里出的哔叽(一种当时流行的高档机织布料)、纺绸运回来。老板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时候,北街开始死人,那一天吃过晚饭,街上突然沸腾起来,和我们在同一街的丁长发鱼行里家里加上雇工一共11个人(一个儿子在外上学幸存下来)都死了,成为一时奇闻,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板鱼行围拢的人不少,但又不敢进屋,我也是隔门往里张望,屋里横一保里的政务干事周文善,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现在县里在石公桥南的邓家庄设有医院,到那里治可能能救你儿子一命。
就这样我住进了邓家庄的隔离院,当时医院已经有很多病人,医生进进出出的。一个个子很高,50多岁的大鼻子外国人让人抽我胳膊上的血,抽出来抹在玻璃片上。大个子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但讲得很慢,他告诉我:‘你幸亏来得及时,迟一天就无法救活了,你得的是鼠疫’。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伯力士。他给我一天打三针,吃两种药丸,一种是黄色的扁圆的,一种是白色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渐渐的有精神了。
到冬天后,死人少些了。防疫队在镇上灭鼠,打预防针,还把我们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树山用蒸笼蒸,我记得春节时防疫队还在石公桥,第二年3月份他们才走。
没有我母亲遇事果断,没有巧遇周文善,没有伯力士他们来石公桥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时光如水,把很多东西都冲淡了,但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虽然年深日远,但永远也不会忘记。”’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岁。世居常德市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

‘1942年的时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以种田为生。父亲熊大川、母亲鲁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用楠31岁,嫂子陈双英30岁,二哥熊八生28岁,他们3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大哥大嫂有一对可爱的儿子,大的叫熊绍武8岁,小的叫熊绍平5岁。我是父母的么儿,时年13岁,当时家里有3亩地,又租别人8亩种,每年收成不错,家境富裕,所以能供我在石公桥国小寄宿读书,在学校吃住,不是假日不回家,当时我读到了六年级。
当年10月,大哥每天驾船去砍柴,中午在石公桥上岸吃碗面,有一天他听说鱼行丁长发家正在死人,成了镇上轰动性事件,大家都去看,他便也去看了一眼。大哥砍柴禾砍到第四、五天的时候,就病倒了,头痛高烧:后来又四肢抽搐,那病厉害得很,不到天亮他就惨死了,第二天,我得到大哥暴死的消息,从学校赶回家中,看到大哥尸体皮肤乌黑,而我的父母亲和大嫂哭得一会便昏死过去一次。
大哥死后,在村里乡亲们帮助下,埋葬在熊家桥村的坟地里,他的坟今天还在。就在我大哥丧事刚办完毕,谁知第二场悲剧又发生了:我大哥的5岁的小儿子熊绍平病倒了,接着我大哥的大儿子8岁的熊绍武也病倒了,病情与我大哥模一样:高烧、头痛、抽搐,两三天内二人相继死亡。这还没完,接下来我的二哥又以同样的症状发病了,3天后死亡。
就这样,我家在10天内被鼠疫夺去4名亲人的生命,还专挑我家的壮年人,大哥二哥成日种稻田,身体多好啊,还有两个侄儿,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样,我的父母失去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我的大嫂失去了丈夫和一对孩子,此后,大嫂被迫改嫁另找归宿。
我二哥死了之后,我父母眼看着我们家只剩我这根独苗了,深怕我也抽搐暴死,绝了后代,断了祖宗的烟火,便督促我赶快回学校去。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石公桥镇流行的鼠疫,让我大哥得病,并把病菌带回家的,而我大哥只是去看了那么一眼。
我回学校不久就发病了,头痛、发烧,身上觉得很不舒服,食欲严重减退,吃东西乏味,但还没有发展到我两个哥哥那样四肢抽搐的程度。学校的走读生大都回家了,我们班上的另外几个寄宿生也开始发病,我们班的班导丁介南老师就把我们送到了设在镇上的简易医院,这是常德城里的医疗防治队设立的,专门收治鼠疫患者。医院设在乡公所旁边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医生给我抽血,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作的检查,查完了之后说病情还不算严重,治疗还来得及。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医生叫伯力士,是个外国来的鼠疫研究专家。我们几个患病的学生被医疗队隔离在学校的一间学生宿舍里,每天给我们打两次针,每天发药丸,每日服三次,接连打了7天打针后,我的病便开始好了。此时学校也全校停课了,学校直到第二年初才重新开学,开学一看班里少了不少人,那些走读的孩子得了病回到家里没有送到防治医院来治,很多都死了。和我当时―同在学校被隔离治疗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女同学现在还在世,住在常德城里,她可以作证。
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不幸者中的万幸者。令我终身痛恨的不是鼠疫这种病菌,而是撒播这种病菌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们一家人死了4口不说,帮我家办丧事的人也被传染而死。村里不像石公桥,有防疫队,只知道死人却毫无办法,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我是参加细菌战调查后,才知道当时全村120多户人家,有73户染疫死亡了人。”’

曾晓白 1940年10月11日出生,今年75岁,世居常德市周家店镇柳溪湾6组。

‘曾晓白在乡间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在周家店镇柳溪湾、他的家乡的瓦垱中学教了一辈子的书,直到退休,他自己是初师毕业。曾老师教国中孩子的语文和政治35年,但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向他的学生教过日军在中国、在他的家乡使用细菌战的内容,因为教材里没有写,他没有机会教。直到2000年,经日本和平人士发动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中国受害者赴日诉日本政府等一系列事件,才推动本地的乡土教材里写进了细菌战,那是一种联考不会考的辅助性历史教材,曾老师才结合自己的受害经历给学生们讲这段历史,但此时他已经退休了。’

‘1942年,周士乡向家榨房的向资行家发生了鼠疫,他的儿子向道华,女儿向兰英,孙女向淑兰三人染上鼠疫后仅两天就相继而亡,此后,便迅速蔓延流行到附近村寨的许多农户,我母亲的姑母胡友姑、舅奶熊再姑、表弟蔡坤生祖孙三人染上了鼠疫,不到五天时间就被中毒身亡:那时,我刚刚两岁,还没有懂事,我母亲23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当时母亲带着我回周家店集镇的外婆家里,外婆家得知亲戚家发生了人瘟死了人,于是我外祖父母和母亲带着我前去吊唁。突然间,我母亲和我身体都感到不舒服,头疼、时冷时热,当时把全家人都急坏了,我祖父曾贵白急中生智,说在石公桥有医院,听说是外国医生能治这个病,于是当机立断,叫人把我和母亲送往石公桥医院,经伯力士医生检查是鼠疫感染,便连忙打针吃药,才转危为安。
我和我母亲都活了下来,真是太幸运了。我们柳溪湾这个小小的村子,当时只有489人,短短20天,就死了158人。我当时小,不懂事,后来参与调查才知道有多惨。村里的曾广达,是一个武学教头,在家里办了个武学馆,学生有来自石公桥、镇德桥、大龙站的20多个人。曾广达作为教头天天舞枪弄棒,身体是全村里最强的,可是鼠疫偏偏发生在他家。先是他的儿子曾绍生,两天之后是他老婆,再接着是他,只得病一天,就死了。就这样,人传人,户传户,村传村,只有十多天,就死了31人,年纪最大的曾广茂,70岁,最小的曾妹芝看只有2岁。不仅人死,猪、牛、狗也死。死人之快,死人之惨,真是无法言表,真正是一场空前之浩劫哪!”’

陈国建 1931年3月出生,今年84岁。世居石公桥镇周士乡瓦屋垱下陈家。

‘“1942年10月石公桥流行鼠疫时,我11岁。在石公桥高小读6年级,是寄宿生。石公桥一条街鼠疫先发生在北街,我们学校在南街。开始死人时我们还在上课,后来死人多了学校就放假,我就回了家。
回到家里,发现村里、家里都在死人。我的伯伯克铣的女儿卯香先得病,也就是只有2天的功夫,就死了。我和我的三个姐姐梅香、文香、桃香,叔叔克权都生了病,开始了发烧、头痛,身上起淋巴。我是家里的独苗,我父亲到了34、5岁时才生了我这一个儿子,父亲当时就急了,背起我就往石公桥镇跑,送我去医治。谁知半路上都设了卡子,石公桥作为疫区被封锁了。我父亲又背着我回来,雇请了一只小船,乘夜色沿水路把我送到了石公桥。当时石公桥国小校已改成临时医院和隔离所,我们的教室,都变成了病房,上下铺,一个教室里住着20多个人。我住的教室门口冲著一条大街,我躺在那里,看着大路上每天不停地有抬死尸的经过,有的时候同时过几组。但我们教室里的病人死的人很少,大都康复了。我回到家,才知道,我住院后,我的三个姐姐和叔叔都死了,唉,我父亲重男轻女啊,那时候女人的命不值钱。当时也是条件太差了,我父亲送我到石公桥还是偷偷摸摸的,再送三个姐姐就不太可能了。我活了,我的三个姐姐却都没了,当时治疗不要钱,要是能送去她们一定也能活下来的,可乡下送不到镇上的医院里啊!
复学了以后,我才知道给我从颈部抽血化验、我们叫他‘俄国佬’的高鼻子医生,是伯力士。他救了我5天,我才脱离危险。我的生命是伯力士医生给的,我要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

向道仁,1933年5月21日,今年82岁,世居常德周家店镇。

‘“我家里当时有父母、一个哥哥和我,过著半耕半农的生活。1942年10月我哥和我外祖父在洞庭湖里打渔,每天收获了鲜鱼后,运到石公桥鱼行里出售,我当时9岁,住在石公桥响水垱村的姨夫家里。
我哥和我外祖父可能是在石公桥鱼行卖鱼时染上了鼠疫,他俩在驾船返回捕鱼地的路上,双双死在船中。家里几天不见人归,便去寻找,才发现他们已经在船里腐烂了,于是拆下船板,就地上岸把他们草草掩埋。而我在姨夫家里并不知道消息,但鼠疫也追到了这里,就在我哥和我外祖父死亡的时候,我大姨夫的侄儿易惠清和他的弟媳也染疫,两人在同一天死亡。他俩在得病时,我帮助作了些护理的小事,死后我又帮着抚尸入棺。当天夜时,我就开始发烧,头痛,阵寒阵热。家里人怕我也会死,当夜把我往石公桥送,当时石公桥建了一所隔离医院,我被送到一所国小校改的医院里,给我治疗的是一个外国医生,后来我是在进行鼠疫受害调查,查阅当年的防疫资料时,才知道有个外国的防疫专家叫伯力士,我想就是他救活了我。经过一周的打针吃药,我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才有幸活到今天。”’

‘向道仁,他是周家店的调查、统筹人,一见面,便用一口纯粹的常德乡音呤出一句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烟。”
这是一首他做的词,词牌为《浪淘沙》:
“东亚共荣圈,换日偷天。日军空投细菌弹,杀我同胞千百万,苦不堪言;
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世界风云多变换,同仇敌忾审恶魔,历史公鉴。”
他说这是2002年听到对日细菌战诉讼一审败诉消息时,悲愤的心情难抑,脱口而出的一首词。’


在古代属于亡国灭族级别的疾病。
轻松改变欧亚大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可与之比较的是天花,轻松改变美洲大陆历史进程。

现在的话,在《传染病防治法》里面的甲类传染病排名第一,行话叫“一号病”。颇有一种“He Who Must Not Be Named”之感。

不过也就那样,重视就好,恐慌就不必了。

挖坑待埋。


说到鼠疫,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家乡通辽。一个默默无闻的草原城市,坐落在内蒙古东部,他建城时间很短,但是在这段短短的历史中,鼠疫说不得不提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说通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鼠疫的大爆发让这里成了一座死城。我听长辈说过提起过但是了解到不多,所以后面会转一篇通辽之窗网站的文章。我的长辈说:当时的情况有多恐怖呢,前一天和一个小伙伴一起玩,晚上各回各家了,第二天早上再去找他玩,就已经死了;当时的防疫人员会注意观察烟囱,谁家的烟囱几天没冒烟了,就知道这家人死绝了,然后去收尸。
因为这场鼠疫爆发的时间距离日本鬼子投降时间很近,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又距离的不远,盛传这场鼠疫说日本人投降前故意放出来的。当然,我没看到确著的证据。
下面是引用的文章。

通辽地区,原为蒙古族放牧的草原,1914年建通辽镇,从此通辽人在这里开垦了大片肥沃的可耕地和丰饶肥美的草牧场。然而在通辽历史上有过这样几句话:“黄鼠遍山野,胜过牛羊群,传染鼠疫病,九死无一生。”

传说通辽建镇前也曾发生过鼠疫,而建镇后的三十几年内,通辽地区鼠疫年年发生。1947年5月,人间鼠疫在哲盟蔓延至5个旗县,而通辽城最为严重,每天平均死亡100多人,有时达到160人,甚至有的整户感染了鼠疫,生者不能互相照顾,死者无人装殓掩埋,在大街小巷随时随地可以见到或坐或卧的患者以及病死的人。

对于通辽地区的疫情,东北行政委员会和辽北省委十分关注。1947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机动大队四个中队150余人,在大队长张杰藩的带领下来到哲盟;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白希清副部长又亲自带领哈尔滨市的医务工作者、防疫队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的一批医生赶至哲盟;辽北省政府的防疫队、辽吉军区防疫队也先后到达哲盟,洮南县虽属疫区但也派出了6人防疫小分队。这支共有300多人组成的防疫队伍给通辽地区带来了防疫知识、技术力量、药品医疗器械,并配合当地防疫队伍对城乡人民普遍进行鼠疫疫苗的预防注射,对鼠疫患者进行较好的药物治疗。经过多方治疗,隔离所70%的人终于陆续出院。

1947年11月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的防疫队由防疫专家麦斯基率领32人来到哲盟,带来许多新药品无偿地捐赠给中国防疫队。苏联防疫队专门承包了通辽的积善屯以及周围村屯,建立多处患者中心收容所,扩大对患者的治疗。

1948年1月5日至2月8日,对通辽火车站(旧址)附近的坟地进行清理,取尸焚烧深埋,共翻埋处理尸体1710具,尸体碎骨318件,古坟518个,掘坟2546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确立通辽县为“消灭鼠疫试验县”,提出“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三年内消灭鼠疫”的要求,按照上级指示精神,通辽县人民政府健全防疫组织,加强环境卫生管理,灭鼠灭蚤,积极进行预防注射。全市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鼠疫进行不懈的斗争,鼠疫的流行范围逐年缩小。至1953年,全县鼠疫患病人数由1947年的15710人下降到13人。

1958年6月12日至19日在通辽召开“全国根除鼠疫现场会”,发出“动员人民民众在三五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拔除鼠疫疫源性”。1960年防疫工作进入全面预防、重点消灭鼠疫疫源的新阶段。同年6月25日至7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国家卫生部在通辽市召开“全国消灭鼠疫现场会”,中央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候补书记胡昭衡,辽宁省副省长王梓木,苏联专家纳依金,中直机关、解放军代表,以及17个省区的卫生厅长和专家学者261人参加会议。推广通辽市的灭鼠做法,交流各地灭鼠经验。1961年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鼠疫防治方案》要求,结合通辽县具体情况,继续推行“三级负责制”行之有效制度。

1965年通辽县清河北、辽河南,其灭鼠指标分别达到每公里无鼠无洞和不多于1只黄鼠。经验收,全县84个生产队灭鼠面积占总面积98.7%,平均鼠密度为每公顷0.64只。1969年,通辽划归吉林省后,灭鼠措施和组织形式按部队的班排连编队,并组织三级灭鼠拔源宣传队深入基层广泛宣传。

1972年,贯彻吉林省6号文件“灭鼠拔源”的规定,实行生产结合灭鼠的做法。当年灭鼠投入技术骨干1416人,其中,草原灭鼠100人,结合生产灭鼠383次。等到1985年7月至8月,对通辽县4个乡镇、12个村进行黄鼠密度考核,360公顷土地面积捕获黄鼠26只,平均鼠密度为每10公顷0.72只,当年沙土鼠在全县境内消失踪迹。1987至1992年,鼠疫防治工作连续6年完成自治区、盟下达的鼠疫监测任务。1992年,市防疫站鼠疫血清检测点,设在通辽最后一个人间鼠疫疫区,即民主乡腰营子村,在进行大量流行病学调查之后,经全国鼠布基地、中央流研所和哲盟地病站专家鉴定,排除鼠疫流行。

来源:科尔沁都市报  作者:文/胡宇萍整理


我的家乡,科尔沁。最闻名的不是草原,不是沙化,而是世界十大鼠疫源地、中国鼠疫源地之首。
1943年到1947年,还不发达的城市每天都死去数以百计的人和牲畜。很多处“万人坑”,到处都是坟。1948年对火车站附近的坟地进行清理,取尸焚烧深埋,共翻埋处理尸体1710具,尸体碎骨318件,古坟518个,掘坟2546个。
这些数字其实只是数字,对我而言感受最深刻的莫过于我在读国小,正赶上家乡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到处都在开发楼盘,但凡是开发楼盘,无论在城市的任何角落,挖地基绝对会挖出尸骨。离我最近的就是我读的国小要新盖一栋逸夫楼,挖地基的时候就毫无悬念的挖出了骨头。蒙古黄金家族后代的英雄没有战死沙场,却败在了细菌。这就是我所理解以及看见的鼠疫。


传染病界的伏地魔


写在前面:
答案里有很多关于鼠疫的危害,不过好像没人提到一位在鼠疫防治历史,乃至检疫防疫事业历史不应该被忘记的先驱,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伍连德——曾是距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扑灭东北大鼠疫,拯救亿万生命,却被我们遗忘了!!

 

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他主持并主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他是中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第一任处长

他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海港检疫章程

他在国际学术界第一次创立“肺鼠疫”学说

……

他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

中国现代医学的开创者

01.

24岁,在剑桥大学拿了5个学位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父亲伍祺学是开设金店的侨商。

伍连德,不是学霸,而是学神。

他7岁考入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17岁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赴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

 

在剑桥,他勤奋刻苦,多次获奖金和奖章。先后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曾师从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梅奇尼可夫和霍普金斯

1903年,伍连德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身着剑桥大学博士服的伍连德

 

除了博士学位,他还拿到了医学学士学位、文学学士学位、外科学硕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

那一年,他年仅24岁。

 

02.

临危受命,4个月扑灭百年不遇的大鼠疫

1904年底,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

1907年,他应袁世凯之邀回国服务,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

1910年12月,一场百年不遇的鼠疫在东三省爆发了。

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40000人,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每天近200人死亡。

 

彼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防疫为由,准备抢夺东北控制权

迫于形势,清政府委任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走进死亡之城,站到了世界鼠疫斗争的最前线

虽然年仅31岁,但他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

他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

1911年,伍连德在他的第一个鼠疫实验室里工作

 

确定传播源为鼠疫后,他果断采取加强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尸体、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

1911年,防疫人员在城里收集尸体

 

鼠疫,绰号“黑死病”,曾在16、17 世纪肆虐欧洲,造成 2500 万人死亡。

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就是在疫情快速蔓延、没有特效药、日俄帝国主义环视掣肘等的不利局势下,伍连德以绝世无双的医技,强大的组织能力,在不到4个月时间内,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拯救了亿万生命。

伍连德(前排左三)与他的领导的抗击鼠疫组成员

 

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次行动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伍连德采用的很多防疫方式直到今天,仍旧是人们面对突发传染病流行的最佳手段。

作为抗击东北鼠疫的总指挥,伍连德以“鼠疫斗士”名扬世界。

在随后的几年内,哈尔滨又发生霍乱,东北再次发生鼠疫。1926年,又发生全国性的霍乱。正是在伍连德的领导下,这些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03.

虎口夺食,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检疫主权

在伍连德的推动下,中央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防疫机构,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重视起来。

然而,让伍连德心痛的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被帝国主义把持,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

工作中的伍连德

 

辛亥革命后,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

1923年,伍连德未雨绸缪,派人赴丹东、满洲里等地主持陆路检疫工作,为中国收回检疫主权做准备。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时,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之必要。

1926年,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的主张。

1929年12月,伍连德与来华的国际联盟卫生处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随后,伍连德受命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

1930年7月1日,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伍连德任处长,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

1930年代,伍连德任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

从辛亥革命后的首倡,到1930年的事成,伍连德为此奋斗了20年。

正他的勇气、担当与坚持,丢失半个世纪的检疫主权终于被收回,中国卫生事业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伍连德与外国学者

 

04.

获诺贝尔奖提名,开创中国现代医学

梁启超这样评价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基于肺鼠疫方面的实践和研究,伍连德获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成为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他著述颇丰,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论及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海港检疫题等。

1913年,伍连德就在国际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旱獭(蒙古Mamort)与鼠疫关系的调查》

他先后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和中国防痨协会,任会长或常务理事重要职务。

他主持兴办了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分院)、东北陆军总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等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校。

 

1918年1月,伍连德创建并任第一任院长的北平中央医院落成揭幕

在他的领导下,东北防疫总处成为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瘟疫研究机构,在疾病防疫、科学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

伍连德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多次担任国际医学联合会、远东热带病学会等国际组织主席,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会者合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被推举为主席

1927年,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今W.H.O前身)授予其“鼠疫专家”称号。

1983年,国际著名流行病学家J.M. Last主编《流行病学词典》,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华人科学家

伍连德在国际、国内一些重要场合,都会身着剑桥大学博士服,希望借此会向世人展示:中国人很聪明,有智慧,一样能够在科学领域做到世界顶尖

他做到了!

伍连德的一生丰富多彩、曲折坎坷,见证和亲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他出生在国外,却心系祖国。

他接受的是外国教育,却秉持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

他热衷科学研究,却主动走出实验室,救死扶伤。

最难得可贵的是,是他的民族情怀

在历史的洪流中,伍连德没有如浮萍般随波逐流,而是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1904年,他在马来西亚开设私人诊所,热心为当地华侨服务。

1915年,在一次抗日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他深受感动,亲自救治张泰。

1925年,哈尔滨市民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他参加义演,募集善款。

1930年,他呼吁20年,终于收回被帝国主义把持半个世纪的检疫主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拒绝与日本合作,被日军诬陷为间谍,险些丧命。

他完美诠释了

什么是真正的

国士无双

 

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伍连德一直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

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更加繁荣昌盛。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1岁。

28岁那年,他回到中国,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祖国,造福了亿万人民

今天,他的名字与事迹却鲜为人知

追忆、纪念伍连德先生

感谢他,在100年前,以惊人的勇气与担当,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将人类的星空照亮。

 

整理自世界华人周刊

作者:洋流


刘廷 已经说得很全面了。补充一点,根据传染病的分类来说,甲类只有鼠疫和霍乱两种,SARS、禽流感、艾滋等均屈居乙类,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死神魅影:鼠疫
以下来自百度百科:

《传染病防治法》根据传染病的危害程度和应采取的监督、监测、管理措施,参照国际上统一分类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全国发病率较高、流行面较大、危害严重的39种急性和慢性传染病列为法定管理的传染病,并根据其传播方式、速度及其对人类危害程度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三类,实行分类管理。

一、甲类传染病
甲类传染病也称为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对此类传染病发生后报告疫情的时限,对病人、病原携带者的隔离、治疗方式以及对疫点、疫区的处理等,均强制执行。

二、乙类传染病
乙类传染病也称为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甲型H1N1流感(原称人感染猪流感)。对此类传染病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防治方案进行预防和控制。其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这四种传染病虽被纳入乙类,但可直接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三、丙类传染病
丙类传染病也称为监测管理传染病,包括: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谢邀,

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多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幼时接触这段历史,是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读那本小册子。这篇成于抗战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顺军入城后腐化变质的观点,以至几年后大军进北京之前,毛泽东也据此告诫就要夺取天下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恨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 ,“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 奉诏与觐耳” 。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陜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仅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陜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即刻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屡败屡起,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以往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哪里去了?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数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是十足的理性。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死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关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便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再守下去就是一个死城,献了城至少还可以出去找条活路。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准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著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即刻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因为去年就是这样,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还要一个原因,东北历来是鼠疫流行区。满人和辽东人对鼠疫可能有一定的抵抗力。这和李闯军不同,即便有鼠疫流行,在清军和吴军中的流行规模和发病情况也会轻微得多。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时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人逐步侵入耗子的领地,这样也接触了一直存在于野生啮齿类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加上本身也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流行就慢慢终止了。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以下摘自加缪《鼠疫》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
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
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晨街头的人声好像比往常更加活
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全体居民从一星期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气息c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
心,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体温已下降到38℃。他觉得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对医生说:“医生,他好点了,是吗?”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吃语不断,又呕吐起来。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看门人好像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住病人的两只脚,眼望着里厄。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喔咿喔咿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喔咿喔咿里,医生和看门人的老婆俯身望着病人。从他布满章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
皮也呈铅青色,呼吸短促,身体被淋巴结肿胀折磨得像在撕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床里,好像想让床把自己裹起来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紧迫地召唤着他。
看门人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上两张图感受一下吧(来自维基百科,黑死病词条)


玩过《瘟疫公司》后,看见鼠疫整个人都不好了。想想黑死病的杀伤效果,想想腺鼠疫和肺鼠疫进化后的致死率,嗯,可以表白了!
今天真的没吃药!!!


专业的不懂,写实际经历

2000-2015年之间,家乡发生过三次鼠疫,一次是腺鼠疫,一次是肺鼠疫,最后一次我不在,不清楚具体情况,死亡人数没记错一共在十五人左右

不是说鼠疫不行,是国家重视,腺鼠疫那次还好,肺鼠疫确认不到一天,整个封锁,武警荷枪实弹封路,谁都不能出城,外面的人只有医务人员能进,虽然我们觉得似乎没什么,但实际外面的人都炸了

听说临近的飞机场连轰炸机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控制不了就平了hhhhh

好想吐槽啊,鼠疫学校都不停课的,当时好想放假

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外来的人不懂草原上的规矩,吃旱獭,肺鼠疫那次是外来人把野外死了的旱獭给了狗吃,结果狗发病把他咬了,虽然死者为大,但不得不说入乡还是要随俗

草原上的人都知道,旱獭这东西实际很清楚是不是染病了,有发病的族群会把它驱逐出去,所以野外落单或是死了的旱獭,一定是有病要远离的,然而

其实真的发鼠疫的时候我们没觉得怎么恐怖,生活基本是正常的,直到有一次我和学校一位教医学的老师聊天,无意提到我们那发过鼠疫,他脱口而出就问你是甘肃的?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原来鼠疫爆发,两小时内上报,而每一次都是行内的皆知的消息

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鼠疫有多可怕?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鼠疫和霍乱是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在传染病学和微生物学中,通俗地,将鼠疫叫做“一号病”,霍乱是“二号病”。
“一号病”,这还不可怕么?


鼠疫(plague) 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 也叫做黑死病。鼠疫耶尔森菌等可以成为生物恐怖的武器,危害人类和平。因而鼠疫的防治更为重要。鼠疫是流行于野生啃齿动物的疾病。鼠作为重要传染源,人类主要是通过鼠蚤为媒介,经人得皮肤传入引起腺鼠疫,经呼吸道传入发生肺鼠疫。临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均可发展为败血症,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是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属国际检疫传染病,在大陆《传染病防治法》中列为甲类传染病之首。


推荐一本描写1910年冬至1911年春在东北哈尔滨爆发鼠疫的小说,迟子建《白雪乌鸦》。


鼠疫灭了大明国
1644年,甲申国丧,李自成带领十多万暴民包围帝国首都北京城,崇祯帝本是想在李自成击败孙传庭的时候选择南迁的,可是大臣们都说,我大明向来“重京畿而轻外省”,京师三大营尚有十余万精锐部队,加上大同宣府的两边兵马,足以确保京城无虞!可悲的是,大同宣府两边兵马不战而降,京师三大营也全部感染了鼠疫,丧失了战斗力。本来宣大兵马投敌后崇祯帝还是有机会南迁的,锦衣卫早就在天津卫准备了船只,以供不时之需,可崇祯?又把希望寄托在了三大营身上,通常来说,三大营守住京师绝对不成问题甚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那时候的三大营已经全部感染鼠疫,更可怕的是官员害怕被杀头隐瞒了这个消息,崇祯压根不知道!于是仅仅一天,仅仅一天!!十余万京营全盘崩溃,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大明灭亡!
于是也有了崇祯著名的遗言:朕非亡国之君,群臣皆亡国之臣!


2004年的时候青海玉树有一次人间鼠疫流行,牧民的狗拖了一条旱獭回去吃,然后与狗同住的女主人感染了鼠疫,第4天发病死掉,然后与其密切接触的父亲、丈夫、哥哥相继发病,其父亲两日后死亡,参与父女两人葬礼的邻居、亲属等十余人相继发病,村医的女儿死亡后其丈夫吓得逃离疫区,然后连带收留他的全部被防疫部门隔离。全部流行过程发病14人,死亡6人,隔离100多人。

一旦发现鼠疫,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抢救病人,而是防疫隔离——肺鼠疫症状出现以后能不能救回来很大程度上看运气,肺鼠疫病程极快,出现严重症状以后就算用抗生素,死亡率也在三成以上,有的人甚至撑不到医院就死掉了,而且鼠疫三种类型是不固定的,腺鼠疫搞不好就变成肺鼠疫流行了,腺鼠疫和肺鼠疫可能继发死亡率极高的败血症鼠疫,用上抗生素和支持治疗,死亡率也高达6成以上,实际通常死亡率95%以上,因为发病速度比肺鼠疫还快,通常根本来不及到医院,而大陆喜马拉雅旱獭自然疫源地的鼠疫杆菌毒力非常大,通常都是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但是高原牧区的医疗条件和交通条件更差。发现鼠疫病例之后最重要的是隔离,以最快速度掐灭传染链,同时还在潜伏期的人才有机会捡回命来。

一个极其麻烦的问题是鼠疫这东西是有自然疫源地的,就是在动物间存在流行,从动物跳到人身上非常容易,也无法杜绝。上面提到的伍连德和东北鼠疫流行,自然疫地是外贝加尔或者呼伦贝尔地区的自然疫源地,可能就是随毛皮商人和中东铁路进入哈尔滨的;而国内的鼠疫疫源地多达12类,涉及动物5大类80多种,分布区域涉及19个省(区)291个县(旗)(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与人类鼠疫关系及防控策略),而且从历史流行经验来看,鼠疫自然疫源地可能会随动物间鼠疫流行而扩大(90年代末是273个县),所以说时至今日,鼠疫依然是大陆的“一号病”是必然的。


去看看《叫魂-细菌战纪实》 就能想象一旦鼠疫大面积爆发 是个什么场景了
一户人家只要有一个人染病 几乎就是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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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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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湾的乡邻们对李佑生之死怀着悲伤的心情。做过两天半道场,3月29日上午,由道士在前开路,孝子打着引路幡,满村的亲邻将他送到枞树垭的黄土坡上安葬。在一片悲伤的哭啼声中,丧夫们将灵柩放进墓坑,一铲铲黄土盖了上去,一座新坟渐渐筑成。李新阶领着弟弟李惠阶、妹妹李桃仙跪在坟前,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又转身给坟场上的长辈、丧夫和乡邻们磕了三个响头。正要起身,忽听主丧的伯父李耀金一声“哎哟”,便见他“扑”地一头栽倒在坟地上。
新阶连忙从地上爬起,跑过去一把扶起伯父。只见伯父冷汗淋漓。人们慌忙将李耀金抬回家里。
刚刚抬出去一个死的,现在又抬回一个半死的,人们一下震惊了。凶讯很快从李家湾向四乡传去。
李耀金倒床后,又重复著李佑生的病状。先是从低烧转入高烧,继而全身青紫,口里吐出血沫。到第三天凌晨,他断断续续地对守在床前的妻子说:“婆婆子……我跟佑生做伴去嗒……没让你过上好日子,等……等来世……你把伢儿……拉扯大……”
一句话没说完,李耀金便咽了气。
宁静的李家湾的夜空里,立时传出一片撕心裂肺的悲嚎声。
天亮了,乡邻们给李耀金搭起灵堂,请来道士。给亡者超度的道场在一片悲泣声中开始了。清脆的木鱼的敲击声,道士们沙哑的念经声,安魂的铜锣声,驱邪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的哭灵声,穿过屋后的竹林,向无际的天穹,向莽莽的马鬃岭的深山传去……
道场刚刚开始,超度的经文还没念上几句,隔壁又传来一片痛哭声。原来是刚刚安葬过的李佑生的妻子赵二姐又伸了腿!李家湾里的乡邻们这下慌了神。这是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啦?
人们在一片惊恐中,又分出人手给赵二姐办丧事。李新阶已经没一点力气了,他只知道领着自己的媳妇、弟弟和妹妹给亲邻们磕头。他只觉得口里冒烟。他还很年轻,一点也没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女人们给赵二姐抹过尸身,穿好寿衣,尸体还没来得及放进棺材,又传来令人更为惊恐的消息:李耀金的二儿子李小山又咽了气!
天啦!李家湾得罪了哪方神灵啊!接二连三,仅仅几天时间,就有四位乡人不明不白死去!就连那些专门与鬼神打交道的道士们也一个个毛发直竖,吓得经也不敢再念了,急急忙忙收起行头,匆匆离开了李家湾。
马鬃岭的冤魂(3)
李耀金的道场没能做完,就和他的二儿子小山一道被乡邻们草草安葬到后山的黄土坡上。
悲哀和恐怖象浓雾一样弥漫在马鬃岭的群山上。
又过了8天,即古历4月初8日。这一天,是马鬃岭的李家湾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天:
上午9时许,李佑生的长子李新阶咽了气;
上午10时许,李佑生的次子李惠阶报了丧;
下午1时许,李佑生的大女儿李桃仙随母而去;
下午6时许,李耀金的74岁的姑母李三姐告别了人世;
到4月11日,李佑生长媳、李新阶之妻死。
从3月下旬到4月上旬,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李家湾先后死亡16人!
李佑生一家六口全部死绝!
李耀金一家五口全部死绝!
就连给死者奔丧的亲人、做道场的道士也相继发病。一时间,昔日和平宁静的李家湾里,丧事无人办,尸体无人抬,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三个字,便毛骨悚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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